住在兔笼子的现状何时能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中国住宅的短缺，宏观调控必须要改进工具，以便增加保障房和商品房的供给。不仅仅是中国闹房荒，日本也曾经闹过，但日本现在基本上解决了，日本的是制定了多个五年计划，从而实现了住房短缺问题的解决，当然，保障房的增加，确实对于日本商品房市场产生过负面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日本人解决了“富有的日本人住在兔子窝里”的“笼居”局面。

事实上，日本战后曾经面临过严峻的住房短缺问题，1950年日本设置了住房金融公库，补助公共社团建造低租金的公共住宅，缓解了住房矛盾。但是经过十多年后，住房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再次引起社会关注。为此，1966年出台的《住宅建设计划法》规定，以五年为一期实施住宅建设计划。日本的住宅五年计划从1966年开始，历经40年，到2005年已完成8个五年计划。建房目标从一开始解决住房紧缺问题为主，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兼顾“拥有资产”的目标。过去西方人曾戏称“富有的日本人住在兔子窝里”。但是现在日本人的住房已经后来居上，面积、功能等主要指标已接近欧洲。2005年日本通过的《住宅生活基本法》确定的新建都市居住型和一般住宅分别为95平方米和125平方米。

新加坡也面临着房荒的问题，好像凡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居民都喜欢置房产和地产。　新加坡每平方公里人口高达6430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么高密度的地方，都能将老百姓的房子建好，实在令人敬佩。这说明，捂着土地不放是导致房价飙涨的根源，捂着银根不放助涨效应很明显。我国无论如何，土地也比新加坡多，密度也小很多，为什么还会造成土地供给不足和房屋供给不足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资料显示，新加坡的组屋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殖民时期，是殖民政权为安抚人心的“善治”，但建屋数量有限。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当时大部分人仍然居无定所，只能暂寄棚户区、贫民窟。华人居住的区域更水源短缺，每天以车运水，这是今天唐人街“牛车水”得名源由。人民行动党为解决居住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960年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政府宣布“居者有其屋”政策，正式开启新加坡的组屋年代。到了现在，新加坡有80%的人居住在组屋里。

新加坡这种模式是我们房改最初模仿的形式，但经济适用房终于没有大行于天下。究其原因，一开始贪大求名就奠定了难以持续，即使是新加坡一开始也是从微型住宅开始的，大约20多个平方米，后来逐步改善到90多和100多平方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保障房与商品建立了一个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冲击的机制，我们的经济适用房担子在地方，地方一方面没财力做，卖地生财都转移到其他方面了，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去做，就是没有动力，好不容易建一些经济适用房，还有不少传出丑闻曰：开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的，简直成了计划分房的另一种形式，沦为“官房”。

不少人视开发商为仇雠，还不是因为房子少，开发商手里有房吗？但是，开发商掌握不了房屋的供给量，能掌握供给量的还是手握土地审批大权的官员和贷款的银行。很多人批判地方政府搞强拆，是的，被断了财路的地方之所以这么干，是可以从农民手中廉价拿地高价出让和从拆迁户手中获得大差价，现在农民和拆迁户也都知道维权了，所以矛盾一再激化，这样经营土地不行，地方财政依赖必须得到改变，特别是财政分配机制不能总是向上集中，一级一级的集中，致使地方财力削弱搞强拆，激起矛盾。

所以，能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住房梦，还得政府说了算。他们增加土地供应量，房屋供应量就增加，老百姓买房就简单一些，增加了保障房特别是公租房，租房者就能安心一些。我们现在没有财力搞经适房，就多搞廉租房和公租房，这不会导致财富的转移，搞经济适用房会产生这样一个矛盾，就是其他人不满，觉得很不公平，是助涨懒惰之风。因此，还是多搞一些公租房，特别是针对那些刚刚跳过农门的大学生和城市低收入者，有其如此。

我们还没有达到有钱的中国人住在兔笼里，住在兔笼子的大多数无钱者。这就要求我们，公租房优先，先解决紧急需要的那部分人。多鼓励开发商建小户型、高密度的房子。如果我们开工量大增，也就是十来年，老百姓的住的问题应当没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只要不是太攀比，供应量大增十年应当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这当然要靠政府的逐步规划，形成长期的计划和认真去做才行。天上不会掉房子，房子是需要努力才能获得的，不是喊口号和压制需求和供给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