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厅官夫人被打的经济学分析

湖北厅官夫人被打事件持续发酵。

6月23日，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陈玉莲在湖北省委机关门口被警察围殴致重伤。武昌公安分局道歉称“误会”。武汉警方7月20日通报称，1名民警被记大过调离公安机关，2名被记过处分：对民警肖邦明给予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对民警郑志强、蒲全鸿给予记过处分。当事人则要求将肇事警察“双开”。

这一事件不合常理，在威权社会不容易出现“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件。因为大水冲了龙王庙会引起内讧，导致管理架构失衡，社会成本提升。明清时代有缙绅录，一册在手，各家各户的官衔地位清清楚楚，就不容易出现恶奴伤人。因此，一旦出现权位相当者的互殴，民众就会视作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刑事、治安案件。

在威权社会中，所有的官位可以转换为经济能力与生活的尊严，一旦秩序管理者伤害了有组织架构中的人，更不用说毫无理由严重伤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轻则失去乌纱帽，重则小命不保。

厅官夫人被打伤，三名警察被草草处理，而黄仕明本人据报道“被找去谈话”，明显有大事化小的架势，这些警察的伤害成本着实太低。这是厅官夫人被打案中的另一不合常规之处。按科层社会理论，相同地位者会替被殴者出气，以免此类事件以后落到自己头上。

此类事件总是缺乏足够多的报道，当地的官方公告总是极尽简漏，我们只能沿下述路径猜测。

被殴打的陈玉莲本身是个另类，有帖子称，由于陈玉莲之女黄芃芃2004年因病救治无效去世，黄芃芃父母怀疑爱女之死存在终点，在当年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到现在为止，仍未结案，可见，陈玉莲有成为“上访户”的嫌疑。按照北大教授孙东东公开发表的言论，“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孙氏可能推断出，陈玉莲对于爱女过世无法释怀，精神不健全。

换种说法，由于陈玉莲不愿意放弃对黄芃芃之死的追究，在体制内已属另类，她的存在对于稳定的体制本身是个威胁，因此，不再受到体制的庇护，攻击陈玉莲的成本较低。此次，陈玉莲在省委机关大院门口被公开围殴就是象征，如果她继续为自己维权，那么，她今后的处境将与所有的上访专业户一样，完全不受到体制保护，攻击她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下降到与攻击普通上访户相同。

作为陈玉莲的丈夫黄仕明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息事宁人呆在体制内，忍得一时之气将来仍可获得体制内相对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二是与妻子一起维权，那么他的待遇将与其妻相同。被打者的妹妹陈翠莲表示：“我姐夫（黄仕明）不能对外界多说话，但我姐姐说了，哪怕离婚，她都要追究下去。”仅仅是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体制就向陈玉莲关上了大门。

威权社会中等级制，包含着与等级相匹配的维护个人尊严与地位的成本，厅官夫人被围殴，或者是威权社会被巨大的稳定包袱撕开了一道口子，或者是陈玉莲本人不享受体制内红利。

社会身份较高者享有较高的红利、维权成本较低并非中国特例，身份与成本、收益的转换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在美国同样如此，警察对于权贵阶层调查特别慎重，否则滚滚而来的律师前赴后继，如果在街头对银行界大亨和路人甲动粗，前者有可能让人倾家荡产，而后者则以街头案件简单处理了事。

不过，法律独立的社会有底线，这一底线就是司法救济。当某个人确实无辜受害，无论其身份如何，法律最终为其最终救助，无论此人穷通贵贱。并且，官位、金钱不能与法律保障直接对应，必须通过聘请高水准的律师、会计师等，为自己盖起保障伞。如果声称自己的某某长的夫人，要求政府和法律特殊对待，将是一大丑闻。

陈玉莲被打，不符合通常的威权社会经济学分析，作为另类，或者是陈玉莲抛弃了保护，或者是机制抛弃了陈玉莲。一种异想天开的可能性是，几个警察有眼不识金香玉，没有一个了解到缙绅录中的内容，真把陈玉莲当成了上访的普通妇人。但从对几个警察的处理来看，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