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数据误导政策

前一篇博文介绍了上海学者张军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调控政策迥然不同的见地。本篇介绍的同样是上海学者、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先生对我国当前计划生育人口调控政策掷地有声的不同看法。希望张、左两位先生的学识能够代表上海学者的研究功力、智慧胆略和水平高度。

一、上海处于“超超低生育率”。

上海的人口生育政策为0.7-0.9，人口问题可以说十分严重——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1.3（相当于每位妇女生育1.3个孩子）称为“超低生育率”（the lowest low fertility），所以上海已经是“超超低生育率”了。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约为2.6，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1.7。如果长期维持0.8的生育率，那么上海人口的代际数量关系将会如何变化呢（不考虑人口迁入）？如果目前的一代（假定叫第1代）有10万人，那么经过10代人的时间（大约200多年），第11代就有10个人了。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约2.1），将会面临作为一个物种不能延续的问题。

二、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生委抽样调查结果相差甚远。

对中国实际生育率，目前国内没有大家达成共识的权威答案。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和部分人口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分别给出了不同的估计，结果相差甚远。国家计生委根据自己的抽样调查估计我国妇女的综合生育率为1.8，而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给出的数据时1.33。

这里可能要看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的预测与后来的实际数据相比是否准确；二是看相关部门对于数据的估计是否中立。从这两个问题来看，我更倾向于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三、国家计生委严重高估我国人口生长状况。

国家人口计生委编制的“十五”和“十一五”规划，对我国人口增长都出现了严重的高估。例如，在“十五”期间，国家人口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量为6257万人，但实际增量为4013万人，且连续两年“五年规划”规划的增量对实际增量的偏差都超过了50%，“十二五”的数据也有这样的误差，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估计误差所可以解释的了。

对这些偏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规划使用的总和生育率严重高估了实际生育率。令人费解的是，对于如此严重的偏差，国家人口计生委非但不做出相应调整，反而千方百计试图证明，其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全然不顾人口预测的内在逻辑。国家人口计生委作为政府的一个实际执行部门，在我国生育率估计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问题上，可能不是中立的，可能更倾向于把问题说得严重一些。相比之下，国家统计局应该更加中立。

我认为，国家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在向公众发布人口预测信息时应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们一再发布出现严重偏差的预测，至少在客观上是误导公众和国家决策，且不承担责任。生育政策的制度和调整，是一项设计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我认为国家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政府执行部门，不应该掌握生育政策的决策权，这项权力应该超越部门利益，由全国人大来直接控制。

四、现在是可以采取不同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30年的改革开放，使生育控制的依据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对生育控制政策的重要含义，常为人们所忽略。而中国生于政策控制经过多年的运作，似乎已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事实层面的支撑。首先，中国人口已不再增长过快，十多年后将不可避免的负增长。1980年《公开信》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时”，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87‰；2008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5.08‰，不到前者的一半。同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则由2.31下降到1.4-1.6。目前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人口惯性”造成的。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发生根本转变，亟待扩大内需。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综合各种环境变化的因素，我认为现在是贯彻中央公开信“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只有真正调整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五、我国推行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已不再成立。

我相信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政策一定会改变。我们认为，中国当初推行计划生于控制政策的主要理由已不再成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要继续控制生育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看到有说服力的新的理由。

人口计生委强调禁止放开二胎的依据是放开会导致人口生育的反弹，老是强调生育率过高的风险，但我们要看到低生育率的风险，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而回到常态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更何况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理由。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放宽生育政策控制的依据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人口学家来说，这已达成共识，包括很多过去支持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也已转而支持放开计生政策，调整人口政策，现在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