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率过高在自掘陷阱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过高，并且投资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合理。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美国一战前向欧洲借款，而上世纪7、80年代的巴西向发达国家借款，东亚国家除了借款外主要手段是压低利率掠夺民财，让民众勒紧裤腰带保障投资所需的低成本资金。

中国投资率已经高到超过警戒线。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止2008年，29 年里投资率的平均值为37.4%，其中投资率在35%以上的年份数达到了22 年。自2003 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4 年超过了40%，投资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 的增速。从1980 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然，中国有特殊性，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值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投资率高情有可原。问题是，中国投资率高到损害内需与公平的程度。

以同样工业腾飞时期的东亚经济体相比。日本从1956 年到1985 年的投资率数据。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维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平均达到了33.9%，其中从1967 年到1974 年连续8 年的投资率都保持在35%以上，最高达到39%。此后逐步下降。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同样超群。韩国投资率超过35%为9年，中国台湾39.2%、1 年；泰国42.8%、8 年；马来西亚43.6%、10 年。中国投资率与马来西亚相近，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将高投资率的成果卷走一半，至今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见，投资率是有警戒线的，一旦超过警戒线，将出现银行风险、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以及投资效率下降导致的企业生产率下降。

无论是不是美国人的金融阳谋，东亚危机的爆发与东亚各经济体的投资效率下降相关。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已成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研究，东亚金融危机前夜，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与产出比是1到2之间，而东亚地区的国家有些则在5以上，也就是说，增加5元投资增加一元产出，投资边际效率下降到让投资得不偿失，目前中国已经处于5危险区间，这还不算中国在环境、人力培训方面所支付的隐性损失。

按理，经历了三十年的高投资时期，中国应该基本完成工业化。但现实并不乐观，中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城市化率不到50%。如果按照传统思路，中国必须维持高投资率，高投资之路业已遭遇瓶颈。中国的资金来源不足，政府借贷过多而效率过低，资产泡沫急剧扩张，有产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与此同时，支撑中国高投资率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成本上升的壁垒，并不是中国想不想维持高投资率，而是以目前的经济架构维持高投资率，将使中国制造彻底过剩，而内需严重不足。

在前苏联重工业化时期，高投资率发展了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一度经济增长位居全球前列，但耀眼的数据并未能阻挡苏联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衰落，直到前苏联解体，经济发展模式被彻底重构。难道是前苏联不愿继续维持高投资与高增长吗？看过克尔申克隆的经济史的人会清楚，这并非苏联政府本意，而是被迫无奈，是苏联经济面临投资效率下降、内需不足与债务上升的结果。

与前苏联相反，韩国在20年的高投资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走上调经济结构、促民间资本、促内需之路。韩国政府采取了结构调整、市场开放、鼓励私人投资等措施，1986-1988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国内储蓄大量增加超过了总投资，国际收支转为盈余。但债务风险未彻底消除，东亚金融危机现出软肋。

中国必须同时走两条路。

鉴于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有可能在未来二十年还将维持较的高投资率，要化解高投资率的风险要靠提高投资效率，彻底重构目前以政府为主导、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释放民间资本的力量；与此同时，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准。与历史相比，中国人的消费率并不低，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扣除价格变动影响后比1978年扩大了11倍，年均增长8.8％，虽然比不上GDP增速，但并不低。我国的消费能力还有可能被低估，最明显的是在住房、教育、医疗消费方面。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这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刚性支出部分，与吃穿住行等相同，如果将这三部分纳入消费支出，中国的消费率上升十个点没有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消费与投资关联过于密切，在某种程度上使消费成为吹大资产泡沫与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目前需要做的并不是提高政府消费，提高奢侈品的消费比例，而是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与消费比例。

如果不能做到变更投资主体，改变投资结构，促进大众消费，继续维持目前的高投资率，就是自掘陷阱。爆发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崩溃，两者必居其一，到时候就是想维持高投资率，也不可能了。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过高，并且投资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合理。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美国一战前向欧洲借款，而上世纪7、80年代的巴西向发达国家借款，东亚国家除了借款外主要手段是压低利率掠夺民财，让民众勒紧裤腰带保障投资所需的低成本资金。

中国投资率已经高到超过警戒线。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止2008年，29 年里投资率的平均值为37.4%，其中投资率在35%以上的年份数达到了22 年。自2003 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4 年超过了40%，投资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 的增速。从1980 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然，中国有特殊性，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值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投资率高情有可原。问题是，中国投资率高到损害内需与公平的程度。

以同样工业腾飞时期的东亚经济体相比。日本从1956 年到1985 年的投资率数据。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维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平均达到了33.9%，其中从1967 年到1974 年连续8 年的投资率都保持在35%以上，最高达到39%。此后逐步下降。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同样超群。韩国投资率超过35%为9年，中国台湾39.2%、1 年；泰国42.8%、8 年；马来西亚43.6%、10 年。中国投资率与马来西亚相近，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将高投资率的成果卷走一半，至今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见，投资率是有警戒线的，一旦超过警戒线，将出现银行风险、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以及投资效率下降导致的企业生产率下降。

无论是不是美国人的金融阳谋，东亚危机的爆发与东亚各经济体的投资效率下降相关。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已成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研究，东亚金融危机前夜，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与产出比是1到2之间，而东亚地区的国家有些则在5以上，也就是说，增加5元投资增加一元产出，投资边际效率下降到让投资得不偿失，目前中国已经处于5危险区间，这还不算中国在环境、人力培训方面所支付的隐性损失。

按理，经历了三十年的高投资时期，中国应该基本完成工业化。但现实并不乐观，中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城市化率不到50%。如果按照传统思路，中国必须维持高投资率，高投资之路业已遭遇瓶颈。中国的资金来源不足，政府借贷过多而效率过低，资产泡沫急剧扩张，有产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与此同时，支撑中国高投资率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成本上升的壁垒，并不是中国想不想维持高投资率，而是以目前的经济架构维持高投资率，将使中国制造彻底过剩，而内需严重不足。

在前苏联重工业化时期，高投资率发展了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一度经济增长位居全球前列，但耀眼的数据并未能阻挡苏联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衰落，直到前苏联解体，经济发展模式被彻底重构。难道是前苏联不愿继续维持高投资与高增长吗？看过克尔申克隆的经济史的人会清楚，这并非苏联政府本意，而是被迫无奈，是苏联经济面临投资效率下降、内需不足与债务上升的结果。

与前苏联相反，韩国在20年的高投资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走上调经济结构、促民间资本、促内需之路。韩国政府采取了结构调整、市场开放、鼓励私人投资等措施，1986-1988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国内储蓄大量增加超过了总投资，国际收支转为盈余。但债务风险未彻底消除，东亚金融危机现出软肋。

中国必须同时走两条路。

鉴于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有可能在未来二十年还将维持较的高投资率，要化解高投资率的风险要靠提高投资效率，彻底重构目前以政府为主导、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释放民间资本的力量；与此同时，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准。与历史相比，中国人的消费率并不低，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扣除价格变动影响后比1978年扩大了11倍，年均增长8.8％，虽然比不上GDP增速，但并不低。我国的消费能力还有可能被低估，最明显的是在住房、教育、医疗消费方面。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这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刚性支出部分，与吃穿住行等相同，如果将这三部分纳入消费支出，中国的消费率上升十个点没有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消费与投资关联过于密切，在某种程度上使消费成为吹大资产泡沫与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目前需要做的并不是提高政府消费，提高奢侈品的消费比例，而是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与消费比例。

如果不能做到变更投资主体，改变投资结构，促进大众消费，继续维持目前的高投资率，就是自掘陷阱。爆发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崩溃，两者必居其一，到时候就是想维持高投资率，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