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选老公背后

近些年来，一个流行的女人嫁老公最理想的择偶标准，即“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笑话式的总结，但可以看出，房子在居民心中的财富地位是第一的。

有个朋友比较说，上海的其他生活成本基本上和其他城市的水平差不多，差别就在房子上。其实，上海很多人都有三套房子，在上海三套房子就算两套是可以随即兑现的财富，他们就可以称为几百万的富翁。而上海人多套房子，很多都是拆迁所得。另外，上海的福利条件要比别的地方高，虽然上海的工资收入比别的地方高不了多少。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让上海的经济哗哗哗，就去征收什么房产税吧。这种制度设计，看起来很完美，其实风险极大。即使不是上海就说全国，现在居民的财富一般表现为房产形式，房价下挫是照妖镜，到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愤怒的不是开发商了，因为开发商的目的不是追求高房价，而是高利润，房价很低，只要有利润开发商还是愿意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叫苦连天的首先是城市居民，其次是投资者，再次是政府，最后连反对高房价准备抄底买房的大学生白领也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叫苦连天。这种结局是可视的，但为什么很多人信誓旦旦的说不会出现这种境况呢，因为他们可以胡说，可以不负责任哗众取宠，但作为国家决策层是要负责的。国家首先要保护居民财富的安全，只有财富安全才能安定人心。

这仅仅是地域性的比较，如果比较城乡二元分治下的收入比较，北师大的教授钟伟给出的数据说，中国居民拥有总财富约为275万亿，其中城镇约150万亿，农村约为125万亿，但由于其中土地等所有权属性尚不够明确，因此以确权的财产观察，城镇居民拥有约125万亿，农村居民拥有35万亿。这说明，国家的居民财富确实有了很大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农民，农村和城市的财富差距比较大。这就要求我们的决策层加快城市化进程，其中主要的思路是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

在中国，小城镇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土地问题，因为小城镇要发展，必须要有地才能建设，地方才能有财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东部之所以城镇化比较发达，就是土地转换量比较大，就是上海没有大规模的土地出让，也难以如此迅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为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固守”作出了贡献，但也牺牲了自身的城镇化。大量的西部劳工只能涌进东部去打工，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现在垄断企业的权力比较计划经济时代权力还要大，很多人既享受高官待遇，又是自主经营的老板。以前还有工业部门领导管理着，领导和员工的工资相差不大，现在都变成大鸿沟了。现在改革形成了一种垄断利益集团，前期他们是期待改革的，但得利后就成了被改革的对象，不愿意改革。

被称为“何商品”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退休教授何伟爆料称，全国7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职者年薪几百万，甚至数千万。这些领导者既以企业家的身份获得高收入，又以国家官员身份享受着政府行政级别待遇，旱涝保收，退休后还享受省部级待遇，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另外根据发改委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现有垄断国企优势不是市场形成的竞争优势，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手段就可以把民企给踢滚蛋：第一，以各种各样高尚的名义设置门槛，或者以制度不健全为借口实行行政管制，民企只能乖乖地滚蛋；第二是现代社会企业的扩张主要靠资本的规模，国企带着“红帽子”，隐含不惜贷款，于是乎，民企喝稀饭都难喝到，而国企的钱却是多的不知道该怎么花，只要买地买房。另外，还可以上市圈钱，上市不是靠竞争力，而是靠身体强壮度。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能主要依赖效率底下的国企的，他们只要不太嚣张地搞国进民退，对中国的危害还是不算大，就算是摘了点民企创造的果实，只要不拔树根，还是能够容忍的，但现在，很多地方正在破坏民企的树根系统。现在民企投资的领域，大部分都因竞争而产能过剩了，垄断产业必须要开放，才能纠正畸形的分配机制和寻找新的经济原动力。

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主要是多给老百姓公平的竞争机会。老百姓不怕竞争，就怕不公平的限制。搞改革不能像朝鲜那样通过货币激烈改制的方式进行，朝鲜改制的结局不是很明晰吗，一个高官被枪毙了，成了替罪羊。老百姓的收入似乎提高了，但通胀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混乱经济能好起来吗？所以，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遵循规律，其次要抓住牛鼻子，最后要敢于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动刀子——不能让死人拖死了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