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担保狂城

据南方周末2012.3.1报道

在给担保公司送了一年多外卖之后，31岁的王刚将10万元放进这家名叫华大的公司，月息2分1。那是2011年8月，郑州。

一个月后，利息按时到账，净赚2100元。他马上追加20万。

半年后，2012年2月29日，他扯着横幅，与上百人一起聚集在通往华大的路口，希望政府出手帮助讨回自己的投资。这样的街头剧最近频繁在郑州上演，上访大军都是河南省各家担保公司的“理财苦主”。

此时，河南省已有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无法按期兑付本息，整个地区风声鹤唳。在重灾区郑州，政府派驻了五十多个工作组进驻出事的担保公司。而在金水区——这个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担保、投资公司董事长及高管被要求“24小时开机，随时接受专案组调查，每六个小时上报工作进展”。

2月23-2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郑州、许昌进行调研，专门走访了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新华社报道说，他强调要发展和完善草根金融，也强调“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金融活动，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过去几年，河南省担保公司膨胀的速度堪称全国之最——根据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的数据，2010年底已从2007年的100多家飙升至1640家，约占全国的1/4。疯狂的结果，是这场前所未有的资金之痛——当地业内人士估算说，这次危机将使近千亿民间资金告急，波及近十万投资者。

担保公司曾经承载着民间金融“开门”的厚望，却在几年后成为金融业的一颗“地雷”。河南不过是其中最典型的地方。

多米诺骨牌倒下

圣沃客户集体追债的第二天，华大出现挤兑。多米诺骨牌随后相继倒下——新通商、三六九、宝银、欧陆、鼎诺等一百多家担保公司陆续暂停兑付客户本息。很快，在华悦时间广场这幢写字楼里，十几家担保公司只剩三家营业。

在2011年的国庆后，风暴突然而至。

10月18日，王刚路过华大公司，意外发现大厅挤满了要求提取本金的客户。按照担保公司的合同约定，理财客户可以随时终止合约，前提是放弃利息。但此时想从华大提前支取本金几无可能，工作人员正在说服到期客户续约。

事实上，风暴起源于郑州成立刚满一年的圣沃投资担保公司。

9月19日，圣沃公司老板称因借款方逾期还款导致担保公司无力兑付。十一长假过后的10月13日，近千名客户挤满了郑州浦发国际金融中心圣沃公司所在楼层。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的担保公司资金缺口超过15亿。

遍布全省的理财客户很快得知了“圣沃危机”。由于圣沃承诺的利息之高在业界几乎无人匹敌，坊间传言不少担保公司将客户资金投入圣沃套利。

此时，中国经济在狂飙突进多年后，增速突然放缓。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全国各地的资金链都开始紧绷，民间金融盛行的浙江、广东、福建等地，都不断爆发出资金链危机。

郑州也人人自危。就在圣沃客户集体追债的第二天，华大开始出现挤兑。多米诺骨牌随后相继倒下——新通商、三六九、宝银、欧陆、鼎诺等一百多家担保公司陆续暂停兑付客户本息。很快，写字楼华悦时间广场里的十几家担保公司只剩三家营业。

“风控严格很多，拥有拨备、存准的商业银行都无法抵挡大规模的挤兑，更何况参差不齐、缺乏监管的担保公司。”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张树忠说。

风暴过处，哀鸿遍野，一点可能的挽救机会都没有留下。

起初，华大公司的董事长丁彦柯、财务总监宋沛还驻守公司，曾先后拿出六套不同的还款计划，劝说客户。但计划一再落空，投资者坚决要马上还钱。11月30日，丁彦柯被寸步不离的客户围困在华大的办公室。当时的目击者称，丁一睡着，就有愤怒的投资者朝他扔玻璃瓶，将其惊醒。三天之后的周六晚上，一群分公司的业务员将丁解救出华大办公室，此后他再未出现。

除了114名客户于几天后收到华大付的1000元利息外，其余所有兑付计划宣告失败。华大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情况表显示，截至2011年12月20日，华大资金缺口约4亿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华大公司八百多平米的办公场地早已人去楼空，公司电脑的主机硬盘都已被拔走，只剩下大厅正中央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摆满各种机构颁发的荣誉牌匾，比如河南电视台评选的“十佳最具诚信投资担保公司”、东方今报颁发的“2010年度最佳理财奖”。

“4万亿”，从崩溃边缘到幸福顶峰

楼市救市政策，把担保业从崩溃的边缘直接送上了幸福的顶峰。

在2008年之前，河南担保业风平浪静。

2001年，在商业银行工作了11年的李文凡下海，创建河南邦成投资担保公司。这是河南最早的担保公司之一，他看中的是中小企业融资这片蓝海。

邦成最初只是帮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作担保，但囿于银行贷款额度和效率的限制，2003年逐渐推出民间融资担保业务。

这个后来在民间借贷领域赫赫有名的“邦成模式”，最大特点是“一对一”、“不摸钱”和“透明操作”——一个借款人对应一个出资人，由公证部门对借贷交易进行现场公证。资金不需要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只收取担保费，并承担代偿责任。

这个“邦成模式”后来又被叫做“郑州模式”，与以熟人借贷、地下钱庄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和以民间借贷中介为代表的“青岛模式”并称中国民间金融的三大模式。

波澜从2008年底意外出现，由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变化掀起。

这年10月底，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带来的融资困境，中央财政增拨10亿元，主要采取无偿资助方式，用于弥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代偿损失。

两个月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又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发展担保业以支持中小企业。这纸红头文件成为担保行业的“重大利好”，各省相继对融资担保开闸。

另一项楼市救市政策，则把担保业从崩溃的边缘直接送上了幸福的顶峰。

伴随着自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连续五年的高歌猛进，大量资金经由担保公司担保流入房地产行业，而受金融海啸与楼市调控所累，地产业骤冷，殃及担保业。当年11月，郑州地王“蓝堡湾”项目就因资金链断裂殃及数十家担保公司。

然而，2008年末至2009年初，政府迅速而强力的楼市救市措施将大批地产公司从生死线边拽了回来，房价上演惊天大逆转，差点还不上钱的地产公司“咸鱼翻身”，让担保业跟着飞上天堂——当时在郑州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是，地产公司向担保公司借了一千万，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了两千万。

“但是他们把这种丰厚的利润当成了常态。”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回忆，“他们认为树能长到天上，股票能涨到2万点。”

三年的野蛮生长由此开始，大量投机者涌入这座冒险天堂。到了2010年，全省获得省工信厅备案证的担保公司数量已经比三年前翻了十倍，飙升至1640家。

联合理财，击鼓传花

2010年下半年开始，“放贷”不再只是有钱人的赚钱方式，而是成为一场全民的击鼓传花游戏——无处投资的老百姓，热切渴望着能挤上这列财富快车，却对它的危险浑然不觉或者有意忽略。

在这根资金链条上，担保公司一手牵着放钱的人，一手牵着要钱的人。

十一五期间，郑州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位于金字塔底层的中小企业却长期忍受着资金的饥渴。要钱的公司络绎不绝，再多的钱也不愁借不出去。

于是，突然涌进这门生意的上千家担保公司，开始争抢“放贷者”。

那时候，走在郑州街头，公交车车身、出租车后窗和当地晚报广告版全是担保公司的理财广告，四五家担保公司的业务员长期蹲在郑州市几处高档住宅小区门口抢客户。

此时，在负利率背景下，大量的钱正困在笼中渴望出口。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显示，2010年河南省城乡居民储蓄规模达到近1.3万亿元。

“民间金融长期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要求。投资无门，中小企业告贷无门，被金融垄断压抑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监管部门人士说。

担保公司的理财广告因此极具诱惑——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是收益率和安全性都无法预期的股票和期货，安全性满分但收益几乎为零的银行储蓄，或是安全性和收益率都能拿五颗星的“担保理财”，你会做何选择？

在滚雪球般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无法避免地走了样。

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从收2%-3%的担保费，变成了收“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差。

随着资金链越来越紧，经济失血加剧，利差的空间越来越大。担保公司的“揽储”也因此愈加疯狂。

“2010年上半年没听说过给出资人超过2分的息，邦成给的是9厘、1分，”当地担保业一位主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半年开始，从2分、4分一直涨到8分。”

联合理财，正是在此时成为火爆的新名词，取代了过去“一个借款人对一个出资人”的“一对一”模式。从此以后，“放贷”不再只是有钱人的赚钱方式，而成为全民的击鼓传花的游戏——无处投资的老百姓，都热切渴望着能挤上这列财富快车，却对它的危险浑然不觉或者有意忽略。

正是在此时，王刚在华大公司出具的三方担保合同借款人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借款金额10万，期限三个月。合同标明的月息为1分6，“实际月息是2分1”。

签字、刷卡例行公事，王刚没有见到借款方代表，也并未过问借款方的还款实力，只是听业务员说借款方有现房抵押，一旦还不上钱，房产能划给王刚。

同样的方式，64岁的国棉五厂退休职工李铁梅瞒着老伴和女儿，带着银行户头里全部的32万元积蓄辗

转找到了华大公司加入全民放贷大军，“朋友介绍这里息高”。

她紧紧地攥着合同，却对自己借贷的项目一无所知。她的逻辑里，“公司墙上挂着政府颁发的备案证”足以确保这项投资万无一失。

他们都忽略了担保业的危险。2011年6月11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其网站对外正式公布了“首批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资格初审合格企业的名单”，合格率不足20%。

但那时候，让担保公司做理财看上去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在2011年9月以前的两年时间里，除了一家名叫诚泰的小公司发生资金链断裂外，理财客户们几乎从未听到过担保公司有问题的坏消息。而诚泰出事被很多人认为是“股东吵架出了事”，这个案子很快淹没在席卷河南的“到担保公司去理财”的热浪中。

一位担保公司股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人透支信用卡提取现金，甚至将房产抵押到银行，贷款出来放到担保公司”。

钱都去了哪

已经被资金绑架的担保公司开始走上一条无法刹车的狂飙之路。他们甚至包装虚假项目和合同，或是以既有项目超额融资，以兑付无法还上的旧客户本息。

这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们的钱都被借去了哪里。

“公司的理财业务通常比较透明，对外融资借款这块相对都很隐秘。”一位担保公司的股东告诉记者。

华大公司提供的一份借款担保合同情况统计表显示，表上列出的14个借款项目中只有3个为较合规范的“一对一”项目。

华大客户虞克云将200万元出借给安阳大华商贸城，就属于“一对一”项目——虞克云等五人直接借款给安阳大华商贸城，月息为2分。虞克云曾在借款前到安阳实地考察项目，签约时担保公司和借款人同时在场。“因为金额比较大，所以比较谨慎。”他说。

华大事发后，多个理财客户聘请律师调查其他几个贷款项目的经营状况，却发现贷款项目多是缺乏还款能力的“鸡肋”。

客户王新玉于2011年6月2日出借50万元给一家名为平顶山良基置业的地产公司，期限六个月。这家小地产公司以平顶山市宝丰县“良基王朝”二期内部认购房合同作抵押，被华大公司包装成“经营状况优异”的明星企业前来融资，然而律师调查结果是“良基王朝”二期至今尚未开工，一期房产建成后因面积缩水被央视曝光。

“我们曾经考察周口市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要融资建一个商业中心。”一位担保公司主管告诉记者，“企业热情地招待吃喝，但很不情愿让看项目。我们坚持去看，才发现项目还只是一片平地。”

这些地产项目因利息收入较高而颇受担保公司青睐，借款金额动辄上千万。但实际上，根据2011年颁布的《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也就是说，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元左右的担保公司，单笔担保金额不能超过500万。

“借款方欺负我们没有银行的威慑力，而且没有客户的信誉共享，”一位担保公司股东也一肚子委屈，“银行就不一样，有健全的信誉档案，还是共享的。”

一旦发现借款公司出现了问题，担保公司也往往私下解决，因为如果以抵押物走法律程序，最少几个月，这几个月理财客户的利息得自己负担，“到时候，官司赢了，公司已经倒了”。

这时候，已经被资金绑架的担保公司开始走上一条无法刹车的狂飙之路。他们甚至包装虚假项目和合同，或是以既有项目超额融资，以兑付无法还上的旧客户本息。

华大出事后，“苦主”聘请的律师查明，华大当时提供的借款方抵押公证属于伪造。

“我认识在华大的朋友。他们融资的项目总共才两三个，项目材料已经翻烂了。”一位担保公司高管回忆，“项目本身可能只需要四千万，结果融了一两个亿。”

窟窿越来越大，包裹着的那层纸终于被蜂拥而来的挤兑戳破了。

“备案证”变“许可证”

许可证的门槛比备案证要高得多，不过也依然挡不住“门路”。

在中国的现行金融制度中，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在地方政府。

“我们国家的金融改革一直滞后于其他领域改革，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和服务机构。”张树忠说。看起来同样都属于“草根金融”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却分属地方政府的工信厅、商务局和金融办监管。

在河南担保的发展史上，当地政府曾两次进行过大规模行政干预，采用手段都是“控制市场准入”。

2009年9月开始，河南省工信厅要求所有担保公司必须持有“备案证”方可运营，备案证需经工信厅审批。

然而，仅一年多的时间，河南发出了1600多张备案证。

备案证的要求并不高，硬指标是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一家担保公司主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朋友公司通过了审批，他几乎依样画葫芦地抄了一份，结果竟然没有通过。“给主管审批的科长塞了两个红包之后，就搞定了。”

那时候许多人都有“门路”弄到一张备案证。公开资料显示，后来出事的华大公司董事长丁彦柯曾于2009年因欠债不还被拘留15天，但不久之后，他仍然顺利办了华大，并且拿到备案证。

多位当地担保业人士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这次大规模出事前，这种资金生意在河南一直是个一旦入场就几乎无人监管的“游乐场”。

在此期间，河南省曾宣布要对省内担保机构“进行全面清理整顿”，但进展却一直不顺利，后来便没了下文。

备案证制度施行不到两年，河南省决定推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来取代旧有的备案证，试图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减少发证数量来迫使部分违规操作的公司退出市场。

许可证的门槛比备案证要高得多，不过也依然挡不住“门路”。“要达到1亿元银保业务的线不难，赶在审批前从县里的地方银行办出来的。”一位担保公司主管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一些奥秘，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拿到许可证。

2011年9月，河南陆续下发第一批通过初审和公示的许可证牌照，只有200多张。

但未及第二批许可证下发，河南担保行业就已大范围资金链断裂。出事的光大伟业、煜鑫泰等担保公司刚刚获得许可证。

从尴尬的工作组，到“快查，快办，快判”

王刚将二百多份华大客户的报案材料交给郑州市经侦大队，却石沉大海。王学荣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经向上面打过多次立案报告，立不立案需要上面批准”。

郑州因此躁动不安。

当初疯狂投资的“放贷人”，开始疯狂地追着担保公司老板、借款公司老板和当地官员。投资者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了高调进驻公司的政府工作组身上。

2011年10月下旬，郑州市政府迅速成立了工作组。郑州重灾区金水区的工作组包下了位于郑州市经七路财鑫宾馆的两层客房作为“指挥部”和办公用地。

五十多名组长分别从市委办公厅、市人大直至市体校、市粮食局抽调，均为副县级以上干部。每天至少有一名工作组成员留守各家公司，接待前来质询的理财客户。

但四个多月过去了，工作组进展缓慢。

事实上，这个大小会议不断的工作组先天不足：没有执法权，工作组无法强制查账，也无权冻结公司资产，只能靠公司老板“主动配合”。面对焦虑的理财客户质询工作进度，驻华大工作组组长、郑州市审计局副局长王学荣几乎从不拒接电话，但回答一直是“我们正在查”。

最初担心走司法程序会导致债权缩水的理财客户们，最后决定走法律途径，到法院申请立案。

可是，王刚将二百多份华大客户的报案材料交给郑州市经侦大队，却石沉大海。王学荣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经向上面打过多次立案报告，立不立案需要上面批准”。

“听市里面的意思，如果允许立案，公司太多，警力不够。”驻华大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立案之后过程依然漫长，诚泰、圣沃立案后也一直没能兑付。”

但风向似乎正在转变。2月16日，在鼎诺公司、工作组与客户代表三方会议上，驻鼎诺公司工作组组长、郑州市统计局副调研员郭莉曾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称刚刚上任的新市委书记对危机处置很重视，“新的思路是‘快查，快办，快判’。”对已经立案的公司要加速判决，该毙的毙几个，该抓的抓一批，该立案的要立案，以教育其他担保公司。同时，对闹事的、堵路的集资客户，也要严厉打击。

根据郭莉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16日，已经进驻工作组的担保公司为51家，立案9家。

而2012年5月31日，被业内认为是河南担保业的一个“大限”，因为郑州市金水区要求所有担保公司在这一天前结束兑付。

“一池子鱼都病了，就是水的问题。”在当地一片焦虑的时候，一位担保业元老级人士却觉得没事，他一直坚持不做房地产、不做过桥资金，“银行是主血管，民间金融是毛细血管，必须综合治理。光管住担保公司也没用，还会有投资公司、汽车租赁，都可以集资。”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诸多担保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姓名，不管是出事还是没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