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可以走多远

2012-02-24 09:41:07

据经济观察报2012.2.13报道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虽然交出了书稿，但是并不轻松，头脑里无法摆脱“苦思冥想”。思想可以走多远？它真的可以穿透历史吗？对此，我深信不疑。写一本与货币有关的书，是长久以来的心愿。有多长久呢？三十年，甚至更久。可是，那个促成这本书最原初冲动的又是什么？看来，后记得从这里开始。

一

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对货币的理解，首先是从人生经历中来，而不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开始。

从我有记忆之时，就面对着一个反差：家里生活的拮据和母亲口中的家族历史。小时候读的很多书，都是在新华书店里读的，比如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攒的每分钱都能变成书。“文革”期间，下乡务农做工10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先去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每月挣6块钱工资。从西藏回北京，一路扒火车，为的是省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月工资32块钱，一拿到就寄给了在陕北农村的同学，因为他们靠工分活命；再到胶东做工，挣16块，不够生活，常常跑到附近地里偷吃的。贫穷，岂止是我一个人，那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熟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年代，自然要思考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我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到底去哪儿了？贫穷是怎么发生的？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渴望改革开放的原始冲动就是摆脱贫穷。

很多年之后，读到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所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对我，有一种难以想象的撞击力。同情、懂得、理解贫穷，关怀穷人，才能理解经济学精髓，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二

我很幸运，没有读完初中、没有上过高中、大学，于1978年直接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第一次，以学问的方式触及货币和货币经济问题，197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金融银行问题研讨会。老一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所了解，谈到当代世界货币金融真相，对生在“新社会”、处在封闭世界中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货币及其货币经济制度、运行，像一粒种子在我这里埋下了，好像没去管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培育它。

货币究竟是什么？货币是怎样影响一部经济史和决定着现实经济的运行？这个简单又尖端的问题，始终萦绕着我。随着中国货币化过程开始，我意识到，从这里出发，最终还是要回归这里。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原点，也是终点。

1982、83年，我的老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多次邀请我座谈关于人民币发行额问题；弗里德曼和世界银行官员对中国的访问和讲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慢慢形成关于货币化、经济转型的概念。

无论理论、政策多么滞后，货币经济在启动着，货币供给增大，市场价格迅速形成，贯穿了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我意识到它非常近似于西欧16世纪的价格革命。生逢其时，深入参与改革，逼迫我思考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货币化过程。我始终没有兴趣参与诸如“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这些名词概念的咬文嚼字，直接切入实际做事。到了80年代中期，我对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独树一帜的看法，比如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20多年过去，回过头来看，我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识而感到自豪。

那时已经萌生了要写一本关于货币经济的书。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5年，去美国密西根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花了些精力收集关于金融史、货币史、黄金(1780.10,-6.20,-0.35%)史、利息、价格革命方面的书籍。在那里，还结识了一位老财富的代表戴维·洛克菲勒，一位新财富的代表乔治·索罗斯。索罗斯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炼金术》。我对于货币经济的内涵和理解在逐步加深。回国后，写过几个提纲和一些零星的观点。

1986年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与中信董事长、“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交往，使我获得了新的视野。我一向在意经验和实感。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资本工商业、民间资本的角色都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常被简称为索罗斯基金会）工作，则是打开了另一扇窗。总之，货币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产生着交叉影响。而现实体验与理论思考都指向弗里德曼所言：货币是重要的。

值得提及的是，在1981年，因为参与上海宝钢上马还是下马的论证，知道了一些内幕，政府、企业、跨国公司三者的利益之异同突显，似乎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悄然来临。受日本电影《炎热的夏天》启发，我和《北京晚报》的朋友毕琪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名字叫《财富》。我至今为这个作品没有与世人见面而遗憾。

三

1989年我选择离开中国。在最初10年的异国生涯中，生活动荡不安。做学问、写作，对我来讲简直太奢侈了。

1993年，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读书，那年42岁。对于我，读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理解世界货币经济。毕业后，我选择了创业。在澳大利亚、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白手起家，卖过土地，开过餐馆，建过制衣厂，有过钱比命重要的体会。也做过一些今天看起来仍然值得做的努力，比如试图在柬埔寨建一个货币交流中心。1997年柬埔寨发生政变后，我曾为柬政府提出过关于重建经济的系统建议，特别是货币制度，那就是以美元为主体货币，以柬币为辅币。因为经过战乱的柬埔寨人民，经过非货币经济时代，只相信美元。美元可以实现物价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柬埔寨政府没有美元发行权。而物价相对稳定，才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我的意见被接受。实践证明这是对的。事实上，美元早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元，而是世界货币，这里没有阴谋，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

2000年，我受雇于联合国(微博)工业发展组织工作，作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全球网络。这使我有一个国际视角，关心穷国和穷国的穷人。三年之后，我到维也纳大学教书。没想到，一转眼在欧洲生活了11年。其间，经历了前后欧元区时代；目睹了2001年从先令到欧元平静的转折，深深感到了货币的威力。

在我当初想写货币经济的书时，世界经济离我很远，虚无缥缈。如今，游历世界之后，对于我这个世界公民，地域根本不是我的限制，完全置身于天地之间，世界经济就是我的经济，中国经济反倒远了起来。将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最大的谜：中国为什么穷？财富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个始终折磨我的问题放到世界货币经济史中来思考，对于历史的解读和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四

在我海外的20余年，是中国财富大爆炸的时代。必须指出：中国当下的很多财富的基础是历史的沉积。中国曾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藏富于民，也就是说，1949年经历了一个非货币化过程，30年后，又开始货币化，使无价的土地有价，使无价的各种资源有价等等。在民主国家，货币为国家垄断，但是货币发行和税收受到民主制度的制衡，金融主体是私人，央行独立于政府；在中国，政府不仅享有铸币权，人民币是Fiat money，而且国家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央行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国像一个气球，过去20余年，只要扒着不松手，气球膨胀，你的占有就会相应增大。拥有财富的多少常常与辛勤努力与否无关。对某些人来讲，实在是有原罪的。这个时期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中国成为制造富人的工厂、生产线。在中国的权贵阶层中，不乏我1980年代的朋友。有一次，一位朋友聊天时脱口而出：“我们富人……”我为这个朋友悲哀。这更刺激我探讨中国货币经济沿革和财富分配历史的激情。

五

2007年提起笔来，拾起环绕我20年，却实实在在被中断了的题目。如同得了一场“失忆症”，失而复得。本书第一稿的题目是《中国货币经济沿革》。

这是在时空上、地域上超大范围的一次书写，世界范围的写作。维也纳、香港、澳门、纽约、北京、银川、台北……书籍、参考资料，从国内源源不断地运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回北京。浩瀚的题目，涉及范围宽广。我自认为具有驾驭大题目的能力，高屋建瓴、贯通是我所长，也是我喜欢的。在享受创造和发现的喜悦之时，其艰辛可想而知，常常处于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如痴如醉。

六

感谢维也纳大学。这个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研究。这里出现了那么多影响人类世界的精神人物。哈耶克、熊彼特是我们大学的骄傲。在这里，思想创造会受到肯定和尊敬。人们甚至不关心你的成果，仅仅目睹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尊敬。当我的系主任魏格林教授成为分管学术的大学副校长后，在她的新办公室，可以看到挂着历届副校长的油画肖像，让人素然起敬。你会感到历史在延续。这是一个有700余年历史的大学。它没有因为政治变革、科学进步而影响学校的宗旨、传统。大学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学是精神的殿堂，是一片净土，要抵制喧嚣的世俗干扰。经过黑死病和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很重要地在于大学精神。西方文明不能被商业文明所控制、所左右；不能被政治所控制、所左右。试想，没有自由的大学，人类怎么能创造出精神产品，又何谈发展和进步？之所以奥地利学派、哈耶克诞生在这里，要说他们出现的土壤有什么特别之处，归根结底就是自由。

中国啊，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成为读书人。穷究原本和真理，超脱，有精神贵族感。中国很多人追求财富上的贵族，相当可悲。世界上真正的贵族首先是精神贵族。对精神世界纯洁的坚守，对思想的迷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我不愿意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个词已经俗了，含义太多了。我愿意说自己是读书人。喜欢书。这一生和书在一起，读书是我的生活、支撑、幸福。什么都可以不遗憾，有些好书没读到就是遗憾。只要地球存在，人类没有毁灭，精神和思想是唯一永恒的东西。韦伯认为中国是一个商业民族，其实很有道理。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读书人，还是应当崇尚精神和思想的。

七

2011年5月受周渝先生、林慧峰女士邀请，参加紫藤庐纪念周德伟先生活动，我讲哈耶克思想的现实意义，其间结识远流出版社副总编吴家恒先生。他以极高的效率阅读了书稿的电子版，做出出版决定，并于2011年6月4日签订合同。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家恒和他年轻的同事郭昭君，以及唐怡珍小姐，完成了60万字书稿的编辑加工。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绵延，一是文字，一是货币。一本讲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历史的书首先用中国的繁体字呈现，这是十分美好的。

八

加尔布雷斯在讲述货币简史时说过，这是他一生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我对于这本书，也有同感。它也可以算作对自己异国生涯的一次交待。在相关领域中，我把读书和思想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了，接近边界，然而，还是有很多写不进去，整理不出来。

这是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从时间跨度上，跨越两千年；从细节上，被历史忽视的细节无数，总想一点一滴挖掘出来，因为，它们确实影响了历史的方向。它是可以无限做下去的工作，精心打磨，5年、10年。然而，不行。所以，虽然有很多遗憾，有不少错处和疏忽，敬请读者原谅，还是把它出版，往前推进一步，再来修订再版。

这是我第一次在计算机上用十个笨拙的手指头打字成书，除了慢，阻挡了思想，还因为误操作等等，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和工作量。比如在大量修改中，常常把携带的脚注弄丢了，文献出处丢失。原想编制文献、人名、名词索引，都因时间有限，只得作罢。还有，进入批注的书大概只是所读书的一部分，很想跟读者分享更多，没能一一列出。为货币经济所收集的相关图书，也希望今后有机会给年轻人用起来。

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这是一部残缺的货币经济史。台湾是1930年代币制改革的一条主流。然而，本书没有涉及。毕竟我来自大陆，熟悉大陆，加之大陆经济体的质量于世界举足轻重，所以在下卷中专写大陆货币经济的中断、重建、接轨。

九

我充满了感恩。给了我思想和知识的有很多很多，古今中外。说近的，在MIT遇到两位对我影响至深的教授。一位是莫迪利亚尼*，我的老师，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

感谢莫迪利亚尼。我永远被一件事情所激励和鼓励。第一天上国际金融课，讲资本市场理论。当满头白发的莫迪利亚尼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向他鼓掌。掌声停下来，他说：我并不值得被鼓掌，你们应该为我们这里有一位gentlemen鼓掌，他幽默地说着，指着我，为着一种精神和理想选择了流亡。教室的空气凝结了。他转身在黑板上颤巍巍地写出第一个公式。

感谢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离开MIT和他告别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人常说的good luck（祝你好运！）。他是一位登山者，爬过世界很多高山。他理解人的有限，和登山的艰苦。Good luck，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特殊的寓意。

感谢一位美国朋友Lee，在1990年代中，他向我介绍美元的历史，我谈对人民币的看法，彼此形成了一个意见：“有一天，人民币和美元会是一种货币的两面，其差别不过是一个红纸，一个绿纸。”他始终记着我的话，鼓励我写作。我还说，与其说是中国买美元国债券，还不如说，是美元成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还有我在美国一位挚友的儿子科瑞斯（Chris Lindstrom），他是区域货币运动（Local Currency Movement）的积极参与者。他使我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做着把货币和国家分离，使货币小区化的努力，他们是一群相信 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的人群。货币在非国家化，很多人在努力。迄今为止，有2500多种货币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着，在北美、南美和欧洲。

特别感谢魏格林。她不仅是第一个读者，也是理解本书思想的人。她参与了某些历史阶段的深入讨论，不断有回馈、交流。比如对于民国币制改革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她非常有兴趣，我们做过多次讨论。还有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欧元区经济，特别是在理解欧盟上面，从她那里，我受到启发。

感谢王巍。他是80年代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我们有很多渊源。两年前重逢，当他的金融界同学纷纷退休的时候，他却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建立和筹划着一系列金融博物馆。我的工作得到他很大的理解和鼓励。而他办的杂志，也帮助我了解当下中国金融体系。此次，他欣然作序，我很感动。当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的时候，他却热情相助。

感谢许志明。我们的友谊维持三十年之久，从未间断。他对我的这本书，抱以期待，提供帮助。

感谢李志峰、王进华。两位物理学博士，为本书的图表做了很多工作。

特别要说的是感谢我的太太柳红。5年前的2006年平安夜，我在维也纳机场迎接刚刚承受丧子之痛的柳红。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汇入一条河流。5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她辞去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是因为我的背景，从此她被从一件件“事业”中清除；她过去的一些朋友离她而去；她批评《吴敬琏传》改动历史，过分拔高，起诉吴晓波(微博)抄袭她的著作，而被流言中伤、官司败诉；她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摆脱我的身份所带来的阴影。她从丧子的苦难走向更大的苦难，跟我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帮助我编辑了三卷文集，更伴随我写这本书的全过程。5年来，绝大多数时间她在北京，我在欧洲。第一稿，我用笔写在纸上，托人带到北京，或者传真，或者照相邮传，她帮我打字；她也曾来到维也纳帮我日夜打字。她为我购买了数百本新书，淘了很多旧书；还利用各个图书馆，借书复印。没有柳红的贡献，这本书不可能赶在2012年圣诞之前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