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季图书观察：真理与政治的命运

据2012.2.2南方周末报道

临近岁末，未见多少思想类的新书出版，这个时代本已稀少的思想者们却一个个接踵而去。从身份上看，刚刚去世的哈维尔是剧作家，高华是党史学者，但他们却都拥有这个时代相当稀缺的思想品质，即“真实地面对世界与自己”。姑且不论大家所熟知的哈维尔对后极权世界的揭示，就拿高华来说，在我看来，其工作的意义也绝非仅仅只在历史学层面，因为他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考据家，他更像是一个试图从心灵层面摆脱禁锢的“真实的人”。

一旦追究“真实”问题，势必会涉及“真理”的诘问。阿伦特是少见的认真对待“真理与政治”问题的现代政治哲学家，在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0月）中，有一篇专门探讨“真理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她如此问道：

谎言从来就被认为不仅是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必要、合法工具，而且也是政客交易的工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对政治领域的本质和尊严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对真理和诚实的本质和尊严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理的本质就是无能，而权力的本质就是欺骗吗？

假如谎言是政治领域的逻辑，那么美德、真理问题势必很难介入政治的运作，按照阿伦特的看法，无论是“事实真理”还是“理性真理”，都会与政治发生冲突，但她显然认为，“真理”不能直接介入政治，政治领域有其特殊的逻辑所在，即它必须容纳各种不同的自由“意见”，公开地就政治原则进行讨论。但是政治却不能脱离“真理”的土壤，沦为“谎言”的跑马地，阿伦特将事实真理比喻为“脚下的土地”，将“理性真理”比喻为“头上的苍穹”，尽管并不存在唯一、绝对的真理，但是现代社会将真理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与“意见”之争，也使得政治逐渐脱离真理的约束，逐渐沦落为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阿伦特显然认为，政治的价值则应处于这二者之间，不能被真理逻辑僭越，但又无法告别真理。

不过，卡尔·施米特或许并不会同意阿伦特的分析。最近出版的乔治·施瓦布的《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李培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属于“卡尔·施米特研究文丛”系列，在施米特的思想逐渐淡出公共思想界时，专业研究如今才刚刚起步。关于“政治”，施米特认为这是一个“始终由区分敌友的必要性所支配的领域”，尤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敌友标准”是如此的必要，以至于施米特会认为，脱离此一标准，现代政治将失去其理论基础。施瓦布认为，施米特的思想显然缺乏一套基本的永恒价值，可被归纳为历史主义的范畴，即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可以作为政治的基础，他的目标只是秩序、和平和安定。不过，“秩序”能够成为人类的最高政治目标吗？

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中认为，现代政治思潮，大体可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来形容。所谓“光明之子”，是指那些相信超越一己之小我的最高原则的那些人，而“黑暗之子”则是指不相信此类原则的人。尼布尔认为那些不相信更高普遍规律与原则的人常常利用人们对“光明”的渴望行“邪恶”之实，而“光明之子”们却单纯地相信道德教化可以扭转黑暗的现实，而放弃现实的政治斗争，因而常常是天真与愚蠢的。因此尼布尔提出，“光明之子”若要让普世主义能够泽被人类，对抗“黑暗之子”的非道德化倾向，就必须要理解人性的幽暗面，面对私利政治的挑战，所以尼布尔说，“要保持民主文明的生命力，就要求既具备蛇的智慧，又要具备鸽子的天真。”

明眼人或许已经发觉，这一论调与思想史家张灏先生对中国近代高调、低调民主与幽暗意识关系的论说十分相近，这并不奇怪，张灏先生思想的重要转变，就是发生在哈佛大学聆听尼布尔课程之后，才得以转过来以此思考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2011年最被低估的其实是沟口雄三先生的著作集。令人沮丧的是，笔者未见任何有分量的书评介绍，分明没有严肃对待这位东洋的思想史家。在《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7月）里，沟口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国的近代化，在我们习惯的历史论述里，中国的近代化要么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要么是自身文明的演变所致，或者是王朝更替的自然逻辑使然，但沟口雄三却认为，或许我们要从中国自身的一些基本议题出发来进行反思，例如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从“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冲突出发，可以看到中国的近代化其实有其内在的思想线索。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意识形态纷争日趋激化的今天，“中国”与“西方”越来越简化为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也沦为粗鄙的文化战略，这也使得对中国自身思想传统的强调难免会被“利用”或被“误解”成对普世主义的挑战，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沟口雄三的思想会被“无视”，会被轻便地打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