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温总理强调农民权益给土地财政敲了警钟

近些年来，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地价和房价飙升，利益之争也就出现了。正是基于此，高层多次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地权”。而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纠纷，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书记胡锦涛在去年指出，“我国土地管理仍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发展，既要考虑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空间”。而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文章指出，当前，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将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民利益。温家宝同时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土地财政与我国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二元的，即农村集体所有和城市国有，二者之间的转化的说法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并依照法定程序，在作出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可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然而，何谓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既有权力征地，又有权决定补偿多少，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就形成了一方是强势的地方政府，一方是弱势的农民。在与市场链接方面，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土地收益给农民的很少，差价乃是暴利。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依靠土地财政发财致富，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各地就出现了很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总理指出，“不能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赶农民上楼”。

征用和垄断出让乃是土地财政得以形成的根源，由此，让农民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乃是打破这种土地财政的最直接办法。如果无视这种需求，只能将问题搞得更复杂，牵涉到各方利益，形成一种无法触动的铁网，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致命的伤害，同时，也使得因为争夺土地利益的博弈公开化和激烈化。土地收益要多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而非什么都靠土地出让金解决。

农民是土地上的主人，他们基本上是世代耕作生息于此，对土地的依赖是中国农民从古到今都没有实质性改变的特征，很多人说很多农民工不是离乡打工出去了，不愿意种地吗？正如城市人有一份保障，土地就是农民的保障。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那是他们的最后保障。

土地财政改变了各地的政治生态，很多地方不具备区位优势，发展起来很费事，也要大力卖地，浪费财货，为了能够卖地，他们费尽了心事的去招商引资，搞各种各样的概念和规划，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引下，造出来的城市是伪城市化，没有现实的意义，还造出很多赤字和债务。土地财政助长了地方寅吃卯粮的习惯，透支下一届政府发展的潜力。很多窟窿和债务，留给下一届卖地解决，一茬一茬的往下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地方政府不是把精气神用在提高生产力上，而是热衷于卖地金融的游戏，结果就是低劣的发展，唱空城计。制造土地供应紧张，抬高土地价格，追求土地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地方政府最热衷于干的事情。“饥饿供应土地”是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你越是需要土地，越是不供应，为的是攫取垄断天价。银行也是采取这种手段，越是对资金饥渴，越是不给你供应，稳坐钓鱼台。地根银根都被垄断了，实质上就锁定了高房价的供应体系。由于供应的垄断，土地使用权的购买者基本上是被动接受价格，因此，天价地王不断涌现。但是，市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人有多大，地有多高价”主义到处横行，其结果必然是市场的崩溃。

为什么一再强调小产权房是非法的，其各种原因就在于，小产权房暴露了土地财政的本质和高房价的本来面目，因此，呼吁小产权房合法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说小产权房没有问题，小产权房和很多商品房一样，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这并不是小产权非法的主因，小产权房之所以难以转正，根本原因是土地收益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还有税收的弊端也会暴露出来。有问题不可怕，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土地利益纠纷出现的很多矛盾就会蔓延，有的地方甚至用一条不存在的法律作为征地的依据。和印钞印不出先进的生产力一样，拆迁卖地是卖不出生产力，土地是维系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之本，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如果这个定海神针摇动，那么，大海大洋都要起海啸。所以，高层一再强调保护农民地权的重要性，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