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股份制

据中国经营报2011.12.26报道

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皆以资本雄厚著称，但与徽商主要借助宗族势力做大不同的是，晋商最为人称道之处，是发展完善的股份制，因其与近现代企业制度更为接近也。

据考证，晋商股份制度萌芽于明代，形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初年趋于成熟，到民国早期晋商衰败之时，为晋商商号、票号广泛使用。

在股份制出现之前，山西商人资本组织形式几经变迁，从早期的“独资制”，即完全是个人投资经营的行商和商号，到“合伙制”，包括人与人松散组合的“行帮”(车帮、马帮、船帮之类)，资本与资本组合的合本共作制，以及人力与资本组合的朋合制(如边商与内商合作)和伙计制。另有所谓“贷金制”，就是借钱给别人做生意，接受借款的人承诺到期还本付息。

以上制度，各有利弊，但随着清朝康乾盛世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统一市场，经营规模日益壮大的山西商人，对资本有更多渴求，亟须制度创新，股份制应运而生。

晋商的股份制最初叫合资，由数姓或十数姓集股开设，股权多少不同。明朝末年衍生出东伙合作制，即富商把自己无力全盘经营的资本，分出一部分给他人经营，后者成为伙计或合伙人。这里显然有早期合本共作制和伙计制的影子。

嘉庆道光年间，东伙合作制已成气候，这种“资本家出钱、经理人出力”的制度，有利于山西商人做大做强。比如世人熟知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李家，大掌柜是雷履泰，“蔚字五联号”财东是平遥北贾村侯家，总管是毛鸿翙。

按照晋商的东伙合作制，经理人为资本负责，资本家允许经理人及多数伙计以个人劳动顶身股，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但不必承担亏损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决定，商号票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及伙计，是否有资格顶股、顶多少股，由总经理根据各人能力、资历和业绩确定。这样一来，从总经理到普通伙计，其个人利益都与商号票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激励机制建立，众人自然齐心努力。

晋商的人力顶身股制度中，又有“公积金”一项，即员工应得分红中，要留下一定数额，待服务满规定年限后再提取。这部分钱再投入到经营中，成为新的资本金。这是晋商充实资金、增加积累的措施，所以票号的实际资产往往是大大超过其名义资产的。如祁县乔家堡乔氏名下的著名票号大德通，光绪十年(1884年)改组时投入资本白银10万两，到光绪三十四年时成了25万两，仅人力股共存公积金就达23650两。

为了增加员工凝聚力与归宿感，稳定经营队伍，不少商号票号还设有“身故股”，即某员工任职期间去世，其家属可再领若干年身股分红。

但是，晋商毕竟没有孕育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其股份制经过近百年的运作后，种种弊端显现。其中最大的问题时，日积月累下来，很多商号票号人力顶身股股份(包括公积金和身故股等)竟然大大超过财东最初投入的银股，产权界定不清楚，留下一笔糊涂账，以至于最后商号票号究竟属于谁，都说不明白了。

这也是清末民初时，一旦外部有什么风吹草动，晋商商号票号内部很容易发生哗变，从掌柜到员工或亏空公款，或携款私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晋商之衰亡，某种意义上说，是成也股份制，败也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