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地方债务不能再靠卖地去填窟窿了

中国地方债到底有多少？中国基本不披露有关地方不良贷款规模的详细情况，这可能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如果不透明，谁都没办法预测其中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有学者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规模已赶上美国的次贷危机，这些债务中不良贷款的比重可能多达30%。

地方债不公布，人们只好去猜来猜去，猜出来的数据又没法作为投资和防范风险的依据，浪费时间和金钱。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么短期的时间内大举举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抵押获得商业银行巨量的贷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伴随着积极的货币政策，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去增加“印钞”，何以支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所以，这么多的货币量投下去之后，出现了挤出效应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还真不是凯恩斯主义们宣称的政府挤出民间资本的效应，而是超额纸币挤出效应。印钞和借债发展模式，最终随着房价超高和土地价格天价以及物价长期居于高位而不得不有所收敛。

问题是，习惯于这么增长模式路径依赖，在没有了超发货币提供超额“利润”供其追求的情况下，在没有增发货币以体现其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承认现实吗？货币幻觉只能短期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只能推动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但最终会陷入绝境。前些年很多国家所谓的奇迹，都是毫无例外的陷入了这个纸币制造出来的陷阱里去了。我们还要朝着这个陷阱勇敢前进吗？

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和见解，往往错的离谱，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按图索骥，或者说不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整日思考的是那些玄之又玄的臆造出来的所谓问题，如果让这些教练们教人开车，只能是到处碰壁和乱撞，没有任何章法，一个不从实际出发从本本出发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总设计师曾经多次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

明年要稳增长这一点没有错误，稳增长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去升级转型，也不意味着不给民间资本让出部分空间。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增长速度的问题，更多的原因是垄断和权力玻璃门太多了，以至于民间资本没有出路了，只能在“金融业”里炒来炒去，所谓创新也会受到传统势力的阻挠。举例来说，如果你大举发展新能源，其中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原因，更多的是新能源要替代的旧能源利益集团阻挠。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更快一些。

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需要大量的银行信贷，结果把很多实业的信贷都给占了，这就会产生巨额的债务，至于该不该大规模的修路以及大兴公共设施，当然应当了，这是政府最起码的职责，但问题是，这些信贷投入并非进入公共投资的成本里面去了，很多都进入了权力者的私囊中去了。不少人指出，我们花最贵的钱养着最贵的地方政府，如果从卖地生财和大量的税费来看，的确是如此的。

土地财政导致很多地方不规范的事情发展，比如说对抗拆迁的事情时常发生，随着人们的维权意识的崛起，圈地和拆迁往往形成冲突，这值得我们警惕。之前我们说过，印钞印不出先进的生产力，拆迁圈地同样圈不出先进的生产力。举债发展要有边界，更要看效益。

很多人抨击四万亿救市反应过度，其实问题不在四万亿上，当时救市是及时而且得当的，只是后来两年的超级货币增发才导致如此进退两难的情况。

如今地方债务抵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就是靠卖地和印钞模式是行不通了，真正推进生产能力的进步，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趁着低谷转型发展，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否则，等着别人在低谷中转型完了，我们还没转型好，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