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三战失机缘

    据中国经营报2011.12.26报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3月23日，平遥票商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执笔给山西晋中老家各票商总号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这封落款为“京都祁太平票帮”的公函，主旨是力陈票商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各家应及早合组银行，外争利权，内求自保。

在信的结尾处，李宏龄说：“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能久存，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已替蔚丰厚服务了整整四十个春秋的李宏龄，在花甲之年(他时年61岁)，仍决意为自己毕生珍爱却颓势渐现的票号事业，奋力一搏。

冰冻三尺

清朝中叶前后，借助足迹遍及海内外的山西商人雄厚的财力，以存放款及异地汇兑为主的山西票商，迅速崛起，号称“汇通天下”。地处西北内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著名票商总号云集，俨然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洋货源源涌入，包括山西商人在内的华商主营的茶叶、丝织品等大宗货物，受到国际市场竞争冲击，出口额急降。加上延续近20年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1851~1868年)，以及对外的中法战争(1884年)、甲午战争(1893年)和庚子之役(1900年)，战火所及之处，无不百业凋敝，以商业为根基的票商，生意大受影响。1883年，著名徽商胡雪岩在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失利，其经营的阜康票号受到拖累，各埠分号连锁倒闭，一时震动国内商界。

而清廷的历次巨额战争赔款，又多转嫁于商人，尤其是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身上。如1843年，山西绅商向朝廷“捐输”白银200余万两，1853年又“捐输”白银近160万两(占当时全国绅商“捐输”总额近四成)。仅此一项，已让若干山西票商不堪重负，走向中落。

在战乱中，票商往往自身难保。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京城存放大量银钱的20余座“炉房”全被抢劫焚毁，另有202家当铺多被抢空，损失白银数百万两，仅10家得以保存。蔚丰厚北京分号(当时李宏龄尚未到任主理)急于避乱，匆忙间起运巨额现银欲回平遥总号，还未出城门即遭劫，全行尽墨。

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势力日益坐大的在华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来华之初，本土票号声势已经很大，在全国许多行省都设有分号，汉口、广州、厦门、福州、营口等通商口岸的金融业，皆为票商所左右。即使是外国商人与中国各地之间的贸易款项来往，资金周转，都要靠票号代为汇划，外资银行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两家“河水不犯井水”。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外资银行逐渐取代洋行在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地位，主动吸收公私存款，对急需资金周转的国内钱庄(主要经营本埠银钱借贷)低息发放短期贷款，并兼营国内汇兑，遂与票号发生了直接竞争。

甲午战争之前，在华外资银行共9家，其中英国6家，德、法和日本各1家，总分支行及代理处58个。甲午战争后，俄、美、荷兰等国银行纷纷加入战团，至1913年，在华外资银行达21家，分支机构125个，其总部汇聚的上海，取代“祁太平”，成为中国新的金融中心。

咄咄逼人的外资银行不仅加速蚕食票号存放款和汇兑业务，还逐渐操纵了汇划时价，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并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爆发于上海的几次金融风潮，不断打击削弱以山西票商为主力的本土金融机构。导致胡雪岩阜康票号破产的1883年金融恐慌，便使上海大钱庄数量从78家减少到10家，受累倒闭歇业的中小商号钱铺，不下三四百家。

这就是李宏龄与在京“祁太平票帮”经理们联名上书总号，呼吁从速转型银行业的大背景。

欲挽狂澜

在那封紧急公函中，李宏龄透露了其决意敦促总号主事者们从速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

原来清廷度支部(即原管理财政的户部)不久前公布，今后凡具有银行性质者，必须呈本验资注册，按照规例运作，否则不能再从事存款汇兑业务。此新政策本拟有三年过渡期，但他们刚刚得悉，很可能六个月内就要照此办理，票号若不及时应对，说不定一律得关门歇业了。

在京山西票号经理“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因为“押款担保等事，票号所不便为者，银行皆照例为之……票号所不能享之权利，银行独能享之，生意可发达也”。

他们还集体拟定，合组的银行应取名“晋省汇业银行”，各家票号各出资本三五万两，设为有限公司，募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并公推出身祁县富商渠家，熟悉海内外商情、深孚声望的渠本翘担任银行经理，将来的计划是，“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心绪难平的李宏龄，当日又以“京都平帮”的名义，给平遥各票商总号主管写了一封信，信中直言：“现在国家庶政维新，我等一意守旧，恐亦非自全之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

李宏龄之所以抱怨有人“一意守旧”，事出有因。其实，过去数年，山西票商已错失了转营银行的第一轮机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商加盟天津官银号，遭票号老板们一口回绝。第二年，户部尚书(即财政部长)鹿钟霖奉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总号却明令“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多次相询无果，只好转向江浙丝绸商人筹股。到了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人、财两方面都感到不足，两次恳请山西票商协办，又遭后者抵制。

票商对与官营银行合作不“感冒”，很快就尝到苦果了。1900年前后，各行省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筹集赔款等，陆续成立官银钱局，全面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原由票号经手的公款汇兑被夺去大半。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的湖北官钱局，1896年在汉口成立，资本8万两白银，先后共发放银元票2010万元，银两票1000万两，到1907年活期存款达200万两，其中居然有70万两来自约10家山西票号，占总量近四成!

1897年，时任全国督办铁路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以宁波帮知名实业家严信厚的银号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到1911年，国内共成立17家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华资银行。新式银行一来得到国家资金支持，二来是集资募股，资本少则白银100万两，多则上千万两，实力绝非一般资本为几万两到几十万两的私营票号可比。

况且，官营银行可享各种特权。如户部银行成立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支行，政府明文规定：各省有应上缴户部之款，一律由该行兑交。1906年，全国票号汇兑公款数额为2250多万两白银，到了1911年，只有530余万两了，5年之间，急跌四分之三。

“毛李之争”

自1908年春末到深冬，李宏龄为首的“京都祁太平票帮”经理先后给总号写了四封信，还两次当面进言，摆事实，讲道理，试图说服上级。

但是，当时的祁太平票帮领袖平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对此却不以为然。

祁太平数十家票商中，以平遥北贾村侯家名下的“蔚字五联号”(李宏龄任职的蔚丰厚亦在此列)势力最大，蔚泰厚票号又是其中佼佼者，故众人皆以总经理毛鸿翰马首是瞻。但毛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掌蔚泰厚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对外界变化知之甚少，且此时已60余岁，思想保守，无意改革。

他在给李宏龄等人的回信中称，各地票号近年欠账亏损甚多，经营状况不佳，眼下只求确保平安，缓两三年待元气恢复，再提合组银行之议。

1909年初，汉口、营口、奉天(今沈阳)、成都、重庆、广州、西安、长沙、兰州、济南等地祁太平票商分号经理，纷纷响应李宏龄的呼吁，写信给总号，以一线经营者的切肤感受，劝说主事者及早拍板，改组成立银行。

正当李宏龄期待众志可以成城之际，毛鸿翰却大光其火，发出狠话：“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之高阁可也。”惊闻此言，李宏龄顿时“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

历史往往惊人地巧合，大约80年前山西票商初兴之时，平遥也爆发过一次影响深远的“雷毛斗法”。

“雷”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毛”则是他原来的副手，后来毕生的敌手毛鸿翙。

话说雷履泰早年担任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号经理时，屡屡有老乡在外赚到钱想捎回家，就把款项存到雷的分号里，再由他写信给总号说明情由和银两数，对方家人到那边收取。开始是热心帮忙，后来请托的人多了，雷履泰也不是活雷锋，就让汇钱的人出一点费用。等雷回到平遥总号出任大掌柜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商机，努力说服东家(西达蒲李家)改颜料庄为专营存放款及汇兑的票号。1823年，东家出资白银30万两，在平遥城西大街开设日升昌票号。

比雷履泰小十多岁的毛鸿翙，因精明能干，得到雷赏识，招入西裕成，后成为二掌柜，也是日升昌创始人之一。但几年之后，雷毛二人发生矛盾，毛氏欲说动东家准其“夺权”，被雷履泰发觉，反戈一击，毛只好辞职出号。恰逢邻近的蔚泰厚绸缎庄东家侯荫昌正思量改营票号，即聘请毛鸿翙主其事，并出资9万5千两，于1826年成立蔚泰厚票号。同年，毛氏又将侯家的蔚丰厚等四家绸缎庄、布庄，一并改为票号，此即后来闻名于世的“蔚字五联号”，毛鸿翙自任五联号总管，与雷履泰的日升昌相抗衡。

雷毛两家自此世代结怨，毛鸿翙甚至为自己的长孙起名“毛履泰”，拐弯抹角骂雷履泰是“孙子”。

“雷毛斗法”，从一场意气之争演变成商业上的竞争，最终促成了山西票商近百年的兴旺发达。但后世的“毛李之争”，却导致了票商中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觉悟太迟

1908年，是山西票商痛失转型良机的一年，也是统治中国260年清王朝败局已定的一年。

那年的11月中旬，当李宏龄还在苦口婆心地“进谏”之时，素来不和的光绪、慈禧，突然几乎同时死去，事出蹊跷，引起朝野猜疑，人心浮动。不到三年后，武昌城内的枪炮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但对曾受到浩荡皇恩眷顾的山西商人来说，推翻旧王朝的辛亥革命，带来的是更多致命的打击。由于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各地票号频频遭抢劫或焚毁，如日升昌、“蔚字五联号”等十二家大票商，辛亥年间记录在案的现银、衣物损失合计价值就达白银170万两，仅蔚丰厚一家在成都、西安、汉口及北京分号就损失现银近20万两。

山西票号向来以“北存南放”为经营策略，即在北方吸收存款投放南方各票号，用来支持贩运茶叶等贸易。辛亥革命之初，各省独立，纷纷争发纸币，跨省使用需经票号以现银兑换，但纸币滥发导致币值急贬，票号收支难抵，苦不堪言。再加上山西票号各省放款对象，除商人外，多为清政府官员，本意是结交权贵，以图“方便”，岂料清廷垮台后，这些官员只顾拼命提取存款，却不归还借款，造成大笔坏账，无法周转，票号想不关门都难。

民国元年(1912年)年底，痛定思痛的票商又欲发起建立一家山西汇通实业银行，以图救亡。他们请来刚刚结束流亡生涯归国的梁启超发表演讲，制造声势，4年前对转型银行一事极尽抵触的毛鸿翰，居然改变口风，赞同此举，银行的章程经过公议也制定出来了，大体与李宏龄等人提议的条文相近。

但世易时移，票商们的愿望再一次落空。原拟由北洋政府工商部借款500万银元，加上票商自筹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资本，可是工商部代票商向美国银行团借款之议，遭美方一口拒绝，另请财政部出官股的要求，也被婉拒。处处碰壁之后，票商内部又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未几，一次大战爆发，国内外政局反复动荡，山西票号转型银行的第三次机遇，就此化为乌有。

上世纪3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票号的学术著作《山西票庄考略》。他在书中分析道：“人们常说山西票庄的失败，是因为墨守成法，不敢改革。殊不知山西票庄所以能支持100多年的寿命，也就在守旧不变，不变则根本不至动摇，保存自己的系统。”

但他又说：“清末民初，大势已去，山西票庄几次提倡改革，而没有一次实现。这种至死不变，彻底守旧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讶。”

尾声

李宏龄一生为票号事业建树甚多，因一身侠气而又重信义、识大体，广受同仁敬慕。晚年，他闲居故里，但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乃发愤著述，写成《山西票商成败记》及《同舟忠告》，翔实记录那段推动改革却遭失败的往事，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于1912年毛鸿翰的180度大转向，李宏龄表示“实出意料之外，此事有成，前途可喜”之余，又感叹：“如在数年前，弟提倡银行时，若不施阻力，则基础早立矣，更何待今日之经始耶!思之令人恨恨!”

1916年5月，李宏龄的继任者郝登五等人还是设法筹集资金300万元，把蔚丰厚改组成蔚丰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利用原票号的号召力，业务一度颇见成效。

1918年，两本心血之作印行后的第二年，71岁的李宏龄在平遥家中逝世。1920年，蔚丰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内部实力空虚，正式经营4年后即告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