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华夏时报》于2011年7月2日发表“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全文如下：

在国内外颇有声誉的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近期推出了新书《“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本书中，黄亚生教授通过中印对比，通过对中国与拉美经济腾飞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证明了一个观点：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影子。而未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法治”等要素。以下为本报记者对他的专访内容。

没有中国独创的发展

或失败的经济模式

《华夏时报》：按照你的说法，不存在“中国模式”，可很多人认为存在。

黄亚生：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如说在谈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大规模地建设基础设施、用行政手段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像这些措施和政策，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比如在我书中提到的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很多东西跟中国非常相像，而且，当时它确实也创造了GDP增长的奇迹。英文中的奇迹用在描述经济的表现方面，最先是被用在巴西这个国家，而不是用在中国。当时，巴西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多人认为它要超过美国啊，等等，就像现在对中国的很多看法一样，当时都有。但是，它最终失败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很好的法治体制，没有金融体制，没有一个良好的民营企业运营的环境。所以，GDP增长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可能会实现，但不会是持久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当然，有人会说，巴西的奇迹只是十五六年，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改革，30年的GDP都是很快的，怎么能说中国与巴西有相似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在我的这本书里没有特别地涉及，但是我在国外做的研究中一直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华夏时报》：为什么？

黄亚生：因为中国改革的前15年，是非常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政府强调放权让利，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在农村进行了影响相当深远的革命性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以及不被很多人所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这个我和新加坡的学者还专门写过统计性的文章。我为什么强调农村呢？因为当时80％的人都是农民。但是，你不能说中国30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从来都把中国的30年分成两段，现在看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限定政府权力；第二阶段是把很多有意义的改革给逆转了；第三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国进民退，在我看来是加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步伐。虽然这在短期内能够刺激GDP的增长，但是长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现在已经能够看出很多问题了。第二，虽然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刺激GDP增长，但是个人收入的增长缺乏发展的动力，这在统计数据中都能看出来，比如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快、消费不足，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GDP的增长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比例完全是同步的，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的消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依赖外资和外贸，发展比较平衡。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看重80年代呢？理由是80年代很穷，不过是与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相比。但是，我们在衡量一个经济体表现的时候，要看变化，不能只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80年代经济水平低的情况，显然不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错了，是因为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政策有问题。

《华夏时报》：底子问题。

黄亚生：对。底子并不是80年代造成的，这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所以，应该区分开，很多人看不清这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

《华夏时报》：按照你说的，没有“中国模式”，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发展，而且总量很大了，那么，到底有没有其独特之处？即使与其他国家相比较？

黄亚生：我说的没有“中国模式”，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中国成功的方面，都是能够用普世价值、用一般的经济学的观点去解释的。比如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能这么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是能够得到发展的，就像浙江，就像温州，以及在80年代进行的相当深远的金融体制改革，甚至一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跟我们在国外接触到的西方经济理论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另外，失败的方面，比如贫富不均，造成很多社会冲突，这也是可以用一般的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的，因为监督不到位，某些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牟私利，你在微博看到的不天天都是这个吗？所以，我说没有“中国模式”，是说在中国看到的这种现象，好像是根本不能解释的，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没有看到一个独创的经济发展或失败的经济模式。

《华夏时报》：你也主张中国特色的道路。

黄亚生：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在讨论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在两个极端讨论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国家控制经济；一个是民主，一个是专政；但实际上真正的选择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你是更靠近那边还是更靠近这边，这才是有意义的讨论，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还是从政策制定角度来讲，都是如此。我当然认为中国制定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应该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我所强调的是发展的方向，整个来讲还是应该更向市场经济发展，更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如果方向错了，就会出现大问题。有些讨论特别不让人（喜欢），有人说你宣传西方，想让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更向美国那边发展呢，还是更向（前）苏联那边发展？我没有说一下子变成美国那样，而是说向着美国的那个模式发展比向着前苏联那个模式发展哪个更优越一些，因为美国那个体制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强调方向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头15年，基本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市场经济和有监督的政府来发展。

印度企业家

不需要考虑政府

《华夏时报》：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讲述“龙象之争”，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有什么不同？是印度该向中国学习，还是相反？

黄亚生：应该这么说，两个国家应该互相学习，但是互相学习的方面是不一样的。我先讲印度的问题，印度最大的问题，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它没有高速公路啊什么的，而是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中国在这个方面，虽然这些年也有问题，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做得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比起印度来讲，印度是绝对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应该普及教育、消灭文盲、公共卫生建设等。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的是，制度方面如法治、金融体制改革、政治上透明，印度的发展有很多问题，但至少它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虽然它是民主制度，但它是很腐败的民主制度，而且很多方面并不是很民主，那时候甘地夫人也是非常独裁的领导作风。实际上，最近几年，印度做了很多政治改革，不能说它已经克服了腐败，但至少降低了腐败的整体规模。另外，媒体也起到了对政府很好的监督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

我个人在印度和中国做了很多企业的项目，帮助中国的企业和印度的企业做咨询。我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的项目，所以，我这几年也有切身的接触中国企业家和印度企业家的机会。我自己的经验表明，在印度，企业家几乎不用考虑政府，很少像中国企业家那样天天想着政府，跟中国政府官员吃饭啊，甚至到温州这种地方，公司里都是贴着政府官员访问的照片啊这些东西，在印度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们百分之百的时间是在考虑怎么样创造一个新的产品，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想的全是业务方面的问题，几乎政府就跟不存在一样。这个在我看来是比较好的制度背景。当然，有人批评印度政府机场盖不成，高速公路建不成，这确实是它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不是高速公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什么高速公路啊，那时候不是照样高速增长吗？高速公路实际上是1998年以后，中国才开始建设的。在我看来，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所以，印度没有这些东西，我不是特别担心，它的GDP增长也能够到8％、9％啊，也非常了不起，只要它能够持续增长，就能够有资源来完善它的基础设施。

《华夏时报》：你的“中国实验室”与“印度实验室”，哪个更受欢迎？或者说哪个发展得更好些？为什么？

黄亚生：现在是“中国实验室”发展得更好一些，这其中有很多细节性的原因。比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与中国合作的根基比较深，跟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广州的岭南商学院已经合作十几年了，相当于在中国有平台。“印度实验室”相当于我单独去做，就比较困难一点了，另外，毕竟我是中国人，对中国更熟悉。整体来讲，两个实验室发展得都不错，在中国每年差不多做16个项目，明年要做20个项目；在印度差不多做6个项目，明年可能能做到10个项目，所以印度那边发展的规模还是不如中国。但是，从需求上来讲，两国的需求都很大，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家想让我们帮他们做项目，不过我们团队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企业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模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中小企业发展，为了我们的学生能够接触到中国和印度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所以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的校友和公司赞助的，我们每年能出多少团队，受限于我们能够筹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