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廉租房

《中国经营报》于2011年5月21日发表“六十年前的廉租房”，全文如下：

上周去青岛，参观了一个很大的廉租房小区，里面住了1800多户，听说户型都差不多，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只有60平方米。房子是装修过的——政府在铺了地板，漆了墙面，安了马桶，装了橱柜，通了水、电、气之后，才把钥匙交给租户，所以直接就能搬进去住。房租也便宜得惊人，像那样一套房子，搁市场上，每月房租怎么着也得一两千吧，政府只收月租56元。

这些年经济适用房有名无实，名义上是要卖给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上很多指标都让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给垄断了，一个小处长拥有四五套经适房已经司空见惯，真正应该受到照顾的家庭反倒摇号摇上半个世纪也轮不到一回，还得十万几十万地加价从那些蛀虫手里购买。廉租房是不是也有这些漏洞呢？照我看，也有，因为我在那个小区门口亲眼见到某些租户开着汽车进进出出，而按照政策，拥有私车的家庭是不许入住廉租房的。

我老家开封也有一个很大的廉租房小区，专给本地一家倒闭厂矿的下岗工人建的，条件不是太好，筒子楼，大单间（一厨一卫一室一阳台，没有客厅），一套大约25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0.5元，几乎等于免费。可是建成以后不到两年，这个小区的房租就跟市价持平了——不是政府涨了租金，是申请入住的租户根本不在这儿住，他们每月交给政府房租，转手用几百块钱的价码租给附近的民工、摊贩和大学生。

我想说的意思是，至少就我所见所闻来讲，现在的廉租房并不比经适房干净多少，内部也是黑幕重重，也是把一个个惠民工程变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的自动提款机。

我还想说的是，在民国时代，虽然土匪横行，战争不断，城市脏乱，军政官员腐败，苛捐杂税繁多，不适合普通百姓生存，但至少在当时的有些地方廉租房管理要比现在合理得多。

还以青岛为例。截止到1946年，青岛市政府总共建了12个廉租房小区，安排了24048户居民入住。经过青岛市社会局自审、湖北省地方政务调查团考察、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记者调查、南京社会调查所学者和金陵大学师生暗访，没有从12个小区、两万多租户当中发现一个有钱人，连在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换句话说，所有蛀虫都被挡在了廉租房门外。

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两条手段。

一是让廉租房不适宜富人居住。民国青岛的廉租房小区主要集中在青岛西镇，全是单层瓦房，每家最多只能租两间，一间只有12平方米左右，有灶台，有卧室，没有厕所，大小便用铅皮桶，或者去公厕——每个小区最多只建8间公厕。

另外小区设有一个管理员和两个助理员，这仨人负责监督租户做到如下几点：不养宠物，不包人力车，不在房间里使用电气炉，早上7点之前、晚上10点以后，不喧哗谈笑。如果哪家租户违反这些规定，就要给全区租户做义工一个星期，屡次违反者，管理员可以上报社会局，将其赶出小区。

这样简陋的住宿条件，这样苛刻的管理办法，住在这里就跟住中学宿舍似的，肯定不舒服，所以要是富裕家庭也来入住，在这儿待不了俩月，就得自动滚蛋。而那些真正贫穷的租户则不会觉得有多么难适应，毕竟这是窗明几净的瓦房，毕竟还能住上十几平方米，比起住贫民窟和几十户分租一个小杂院来，还是强得多了。

二是让还没住上廉租房的家庭来监督。光有第一种手段，还不能杜绝蛀虫，因为富人和官僚完全可以不来入住，人家占上几十套几百套廉租房，再转手租出去，居住条件再简陋，小区管理再苛刻，跟他们没关系。所以还得加上第二条手段：监督。

让官员来监督是不行的，让参议会来监督也不靠谱，众所周知，民国的参议会很多时候只是摆设，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机关。那么让谁来监督廉租房呢？那些还没住上廉租房的家庭。

当时的青岛穷人很多，已经建成的廉租房远远不够分，还得抽签，就跟现在经适房摇号似的，有的抽几年也抽不到，像这些家庭，是最恨旁人夹塞儿钻空子的，所以市政府请他们当“义务观察员”，一旦发现哪个小区有人转租廉租房，可以检举揭发，在查证属实之后，得把转租房屋的那个家伙赶走，让第一举报人住进去。

我喜欢这一招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