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治房卫生捐

《中国经营报》于2011年5月28日发表“民国治房卫生捐”，全文如下：

近日，国务院批转了一份文件，该文件由住建部等16个部委拟定，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针对城市面临的“垃圾围城”问题提出了某些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让制造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缴纳费用，缴纳多少，根据制造生活垃圾的数量、处理垃圾的成本和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来定。

问题是，怎么来确定我们每个单位、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究竟制造了多少生活垃圾呢？需要雇很多人堵在楼梯口，挨个给每家每户拎出来的垃圾袋称重吗？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如果为省事儿，以小区为单位，只计算小区里每天运往垃圾中转站的垃圾数量，然后再分摊到每家每户的头上，是否又失去了用差别收费来减少污染的意义了呢？

事实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国外不是没有先例，旧中国也不是没有教训。人家国外是怎么做的，我完全外行，不敢妄言，下面说说民国时期是怎么做的。

193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一项文件，规定卫生捐按住房的等级和数量收取。当时市政府把住房分四等：草房、灰房、瓦房和楼房。草房就是茅草屋，也包括用铅皮、木板、土坯搭建的简易房；灰房是平顶的，屋顶用洋灰抹面，现在叫平房；瓦房主要指四合院；楼房即小洋楼，这种新式建筑当时在上海、广州、青岛、汉口乃至天津等城市到处都是，在北京却相当稀少，被视为最牛的住房，非有钱人不能享用。

当时规定，每间草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15元（银元，下同），每间灰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3元，每间瓦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45元，每间楼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8元。

那时候各大城市都在征收“房捐”，也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酝酿的房产税，北京的房捐跟卫生捐一样，也是按房屋的等级和数量收的，草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灰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乃至楼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都有明确规定。鉴于此，政府上门去收房捐的时候，捎带着把卫生捐也一块儿收了，所以有时候业主们会把卫生捐也归到房捐里头，统称房捐。

民国短短几十年，北京的政权几经变换，北洋时期有北洋的一套征税办法，国民政府时期有国民政府的一套征税办法，日伪时期有日伪的一套征税办法，有时候不征卫生捐，只征房捐，有时候不但要征房捐和卫生捐，还有消防捐、公益捐、门牌费、贫民教养费等等名目，历史教科书上说那个时代“苛捐杂税”，是很贴切的。

1933年，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个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这个办法跟北京的类似，但不是按房屋等级和数量收，而是按房租高低来收。

比如说，一家商铺，每月租金如果在5元以上、10元以下，那么店老板要缴0.15元（也是每月缴一次）；如果月租在10元以上20元以下，店老板要缴0.3元；月租在20元以上30元以下，缴0.45元；月租30元以上50元以下，缴0.8元；月租50元以上，缴1元。而如果月租在5元以下的，不用缴费。

有朋友问：如果人家店老板是用自己的房子营业，没有租金怎么办？好办，政府按照周边商铺的房租水平，替他定一个租金标准。

还有朋友问：那如果租户为了少缴费，跟房东串通好，故意隐瞒租金标准呢？譬如说，小明租小红的房子，本来每月付给小红8块大洋的租金，应缴0.15元的垃圾处理费，可他对税务稽查员说：“我每月只付3块大洋的房租，按照规定，不用缴垃圾处理费的，不信你问房东去。”像这样偷逃垃圾处理费的朋友，还真不是没有，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这样的：

如果业主或租户报出的租金标准明显比行情低得多，政府就有权按照这个自报的租金标准来强租你的房子，然后再转手租出去。这一招儿很高明，值得现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