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营与私营的异同

《经济观察报》于2011年5月13日发表“公营与私营的异同”，全文如下：

本栏近期多篇文章，都涉及公营产品的提价问题，累计包括火车票、拥堵费、燃油费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网上的争议持续不断。其中突出的两个焦点，一是公营机构本身是否具有涨价的合法性，二是公营机构是否具有涨价所需的市场信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大家必须精准地理解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异同。

如前所述，只要一种商品具有“一人消费会妨碍他人消费”的特征，那么不论我们把这种特征称为“排他性”还是“竞争性”，也不论供应商是公营的还是私营的，供应商在提供这种商品的过程中向消费者收费，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甄别需求较高的顾客，从而把有限的商品推到使用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去，以减少社会成本；二是进行逼近的盈亏核算，从而为未来的同类投资提供依据。

反对公营产品调整价格——尤其是指提价，第一个理由，是“公益”顾名思义应该“低价”或“免费”。然而，这是循环论证。我们不能先将某种服务说成是公益，然后根据公益的含义，说它恰恰应该低价或免费。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来付费？”既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那么，要么就是“税收支付”，要么就是“用者自付”，当然也常见双管齐下的。

第一种方式，即“税收支付”，适用于难以甄别用者的场合。国防和司法等公共服务都是典型的例子。当外敌的飞弹打过来时，政府再逐家逐户商议国防收费，成本显然过高。警察在街上巡逻，对整个社区的潜在犯罪起着威慑作用，也难以认定谁的受益比谁更大。在这些场合，公共开支应该由一般化的税收来支付。

然而，一旦甄别“消费者”的成本下降，那么“用者自付”原则就变得更加合理和可行，以致胜于一般化的税收。没有哪条铁路、哪间诊所、哪座体育馆，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它们只能造福特定的人。在这些场合，哪怕供应者是政府或公营企业，开支也应该尽量采用“用者自付”原则来摊派。

由此可见，相对减少靠“税收支付”来资助的公共项目，相对增加靠“用者自付”来资助的公共项目，两者可能并不矛盾。简单地把前者理解为加税，是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资助方式各自优劣的缘故。

反对公营产品调整价格，第二个理由，是公营机构不知道“市场价格”，所以它只能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来的价格。这个理由不正确，但错得深刻，需要一点篇幅来澄清。

欧美的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关于“计划经济计算”的大争论，先是在1920年代的德语世界，后是1940年代的英语世界。文献汗牛充栋。但如果必须选一篇作为总结，那么当推海耶克(F.　A.　Hayek)在1945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文。该杂志今年创刊一百周年，选出二十篇极品，这是其中之一。

海耶克认为，人们对真正的经济学核心问题存在普遍误解。人们以为，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如何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问题。只要把每个人的需求都进行量化和集中，那么只要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足够快的计算机，中央计划者就能为生产和消费的每个环节提供精准的指南，从而消灭浪费、消灭剥削、并极大地增进人类的福利。

海耶克指出，如果世界是一成不变的，或像星际运动一样周而复始，那经济问题确实可以通过全盘量化和集中计算来求得最优决策。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　Pierre-Simon)就曾经大胆地提出：“给我一个时间片段里所有原子的状态，我告诉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个时间片段的所有原子的状态。”

然而，世界不是严格遵循因果律的；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人类有限的认知而言，世界是在变化之中的！经济学是为了应变而存在的学科。没有变化，就无需经济学。正因如此，海耶克断言：如何协调千万人之间的行为，如何利用分散在千万人头脑中的信息，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核心问题。

海耶克指出，要协调众人的行为，要利用分散的知识，信息的集中处理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总有些信息是不可能预知的、或不可能言明的、或不可能量化的。缺了这种信息，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成功；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通过市场，就必须由分立的个人并行处理他们独自拥有的信息，才能协调众人的行为和分散的信息。

人们常常猜想：“经济学能不能像预测地震、季节、潮汐那样，预测未来的利率、物价、汇率的变化？”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能”。他们争辩说，经过刻苦的求索，人类终能找到价格变化的规律，从而准确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然而，哲学家波普尔(Sir　Karl　Popper)和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逻辑井然地推断，价格的变化是不可能预测的。这是因为，尽管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新信息的内容和披露时间，顾名思义是不可预知的。如果可预知，那就不叫新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有些信息是明天才披露而今天还没有披露，而这些信息对价格的变化是有影响的，那么价格的变化就是不可预测的。

近期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是汪丁丁老师告诉我的。苹果公司在iPad　2的发布会前，坊间流传其灵魂人物乔布斯(Steve　Jobs)健康欠佳的消息。发布会上，乔布斯健步登场。消息以毫秒为单位迅速向全球散播，苹果公司的股票应声上涨约3美元。但经过几个小时的消化，苹果公司股价掉头向下，当天的收市只是净升了0.17美元。

这是说，世界确实是有规律的，那就是“领导健康，企业增收”。谁都认识、接受和运用这个规律。问题是，“乔布斯健康情况”这一信息的披露，是不为人所预知的。这信息披露过程的不确定，导致了苹果股票走势的不确定。人们以为乔布斯健康不佳，苹果股价低迷；人们见到乔布斯出场，苹果股价暴涨；人们看清了乔布斯的举手投足，苹果股票再跌。

究竟是谁在争分夺秒寻觅乔布斯的新闻，穷所有医学知识来分析他的健康走势？是那些对赌的投资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正确知识、用投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并默默接受“盈利”的褒奖和“亏损”的谴责。这就是追逐私利的分立的个人，如何在市场中寻找、利用、消化知识，并形成协调的漂亮原型。

言归正传，公营机构能否知道价格调整的方向和幅度？能和不能。能，因为公营和私营企业都平等地处于信息不确定的境地，他们都一样得通过寻找、利用和消化信息来指导决策；不能，因为公营企业的代理人，不像私营企业的代理人那么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信息。如果要用极细腻的笔锋来刻画公营和私营的异同，那就在这里。

当我们见到公营机构进行价格调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无条件地反对，而应该细问那是不是由于“用者自付”原则在取代“税收支付”原则？是不是由于公营机构在模仿私营机构的应变速度？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政府的效率很可能是在提高而不是下降。这是说，尽管私营在许多场合胜于公营，但我们也不反对公营从低效向高效做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