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精神病不是合法打击公民的私器

　　精神病问题已经成为新矛盾的爆发点，原因在于，那些看似毫无权利的医生，就能以精神病的名义，疯狂践踏法律。而一些没落的权力者，也与之合谋，精神病就成为社会控制和打击异己工具，更成为社会一股架空法治文明秩序的戾气。

　　媒体报道说，2009年底，因与医院领导发生争执，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压氧科护士郭俊梅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郭俊梅诉至法院。今年5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郭俊梅胜诉。法院认为，康宁医院医生高北陵仅根据与郭俊梅的一次谈话，就初步诊断她患偏执性精神障碍；深圳市二院凭此初步诊断，就为郭俊梅调整工作，行为过于草率。但不需承担法律责任。郭俊梅表示，她会继续上诉，追究这位医生在这起案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事实上，不仅是医生私权滥用，还有很多人利用医生的权力，并将之扩大化，成为财富掠夺、侵犯别人权利的魔杖。最近一些年来，随意对一个公民进行贴精神病标签，而后疯狂践踏公民的权利的事情，不是这一件，而是很多。

　　模糊不清合法性不足的一个精神病条例，就能架空宪法、民法以及刑法，能够将医院变成囚禁公民的牢笼，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早就指出，对于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强行收治，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强权和豪强，打击掠夺公民财富的工具，成为打击不听话的羔羊们的最有利的武器，成为家庭成员争夺财产的合法外衣。而这种混乱，正被各种各样有目的的势力利用者，成为法外特权。这些年不断出现的被精神病人的悲剧，已经为特权者谋取不当利益的一块可耻的遮羞布。当权力不去保护百姓的权利，反而成为构陷公民的幌子，已经让正义的天平倾斜。

　　而且，滥用权力将别人视为“精神病”，已经不是一个特例了，而逐步形成一种潜规则，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会消解公权力的信用，腐蚀公权力的权威。且看以下不完全的案例：2004年，黑龙江农民黄淑荣因上访被多次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后被20多位精神病专家会诊鉴定为“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2004年，河南漯河上访者徐林东被关入精神病院6年；2007年，四川邻水刑警因不服从工作安排，被强制送到重庆某精神病院治疗203天；2008年，山东新泰将孙法武等多名上访者送入精神病院；2009年，甘肃武山上访者孙学琴（化名），被江苏灌南县民政局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一年；2010年，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和邓复华，因用相机和DV拍摄该市五交化公司员工上访场面，被警方羁押后，以两人疑似精神病为由，强制送入当地精神病院……

　　由此可见，中国被精神病的事件，并非简单的孤例。被精神病成为权力和金钱勾结，构陷一个公民的“合法”工具，这是为权力干涉公民的人身权利撕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口子。对于地方政府和一些有背景的企业来说，没有什么将上访者或者普通公民，构陷成精神病更给力。一旦将某人贴上精神病的名字，这个人就如同待宰的羔羊，就算能够飞出去，也要被跨省抓捕回来，继续关押，我们不知道谁给医院这样干秦桧一样勾当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常吃以往，法律尊严将被践踏，以法治国将被一群酷吏变成一句空话。

　　利用精神病人的缺陷，疯狂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是这些被精神病事例的通例，一些医生、官僚、大手，利用这一缺陷（其实不只是缺陷的事情，而且是形成潜规则），疯狂地坑害无辜者，修理“不听话者”，有些地方，甚至成为“维稳”的工具。这样构陷公民得来的和谐，是一种隐藏更大罪恶的危险。因为它会使得社会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中央经常提出的以法治国，难道在执行层面，就被各种各样的秦桧们消解了吗？滥用警力和权力，浪费国家资源，隐瞒各种各样的罪恶勾当，让国家机构信用威风扫地，这种事情，期待能够引起高层关注，让这种人间悲剧不再发生。

　　当构陷公民为精神病的制造者受到惩戒，让那些没有良心的作恶者受到公正的诅咒与惩罚，已经成为伸张正义的切口。如果被精神病的案例不断涌现，社会邪气横行，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以法治国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阻碍。伸张正义一方面要靠精英高层的关注与支持，另一方面，应当尽快堵住利用强制收治精神病来构陷公民的漏洞，让制度正义彻底堵死邪恶之徒的疯狂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