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文化人终将消亡？

《金融时报》于2011年4月2日发表“职业文化人终将消亡？”，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发生的最吸引眼球的大事之一就是：一批收入最高的中国作家，与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百度，就百度文库是否侵犯作家版权一事闹得不可开交。

但此“最高”，非彼“最高”。作家中带头闹事者，也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韩寒，在写给福布斯最新富豪榜中的中国首富、百度老板李彦宏的一封公开信中，如此介绍某些中国畅销书作家的经济窘况：“一本书如果卖两万本，已经算是畅销，一个作家两年能写一本，一本可以赚三万四，一年赚一万七，如果他光写书，他得不吃不喝写一百年才够在大城市的城郊买套像样的两居室。”

在另外一篇挑战百度的博文中，韩寒还披露了非畅销书作家的生活状况：“除了几个顶级畅销书作家，中国作家绝大部分都收入微薄，很多网络作家更是一天要写一万字，靠着千字两分钱的下载收入维生，这年头谁他妈还在论分来卖东西啊朋友，你看五千字的新鲜连载只要一毛钱啊朋友，一毛钱，你给叫花子都拿不出手啊朋友……”

但作家好像并不是一直就这么不值钱的。百度文库风波发生后，祖籍上海的香港学者许子东在电视上不无留恋地回忆说，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茅盾是文化部长，叶圣陶是教育部副部长，巴金是文联主席，都是部级干部；当时普通人的月薪是40元，但作家的稿费就是千字20元，相当于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绝对可以让小说作者成为那个年代的富豪。

随后发生的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大多数中国作家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文革结束后，中国作家迎来了政治、社会、经济地位的大翻身；但好景不长，80年代政治上呼风唤雨、经济上点“字”成金的中国作家，很快就沦落到了今天这种“论分卖文”的凄惨境地。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作家们最近一次的经济沦落，似乎都是互联网惹的祸。

互联网最初兴起的时候，一个口号颇为流传：Information is free（信息是free的）。这里的“free”既是“自由”之意，也是“免费”之意。这句口号以及这个口号所反映的互联网的本质，导致了后来的无数巨变：整个商业生态都被彻底颠覆，所有行业规则都被重新改写，许多职业遭到威胁、甚至被消灭。因网络大潮的冲击，而导致个人收入急剧下跌、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职业，不仅有作家，还有其他各类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获得主要收入的文化人。

如果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产阶级的话，似乎可以这么说：“互联网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歌手、电影人、记者和学者变成了它不出钱就能免费使用其产品的无偿劳动者。”

但今天“无偿劳动者”突然不想继续提供无偿劳动了。其实，百度文库风波是互联网发明以来文化人积怨总爆发的纠纷之一。在韩寒、贾平凹、李承鹏、沈浩波等50名作家和出版人集体向百度发难后没几天，以高晓松为首的一批词曲作者又接过“接力棒”，就他们所认为的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多年来侵犯音乐作品版权的行为算起了总账。

比起作家，音乐人似乎更加“苦大仇深”。3月29日，高晓松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了“战书”：“词曲作者是音乐产业受盗版侵权之害最深，最安静弱势的一群。今天作为音乐作品的第一创作者和权利人团结起来！”他发起成立了华语音乐作者维权联盟，其第一封公开信如此悲情地诉苦：“多年来我们面对大陆盗版唱片占据98%市场的重压，仅靠2%的正版市场挣扎求生，为我们的琴与梦想坚持着，并试图不荒废每一个年轻人才，每一种音乐流派。直到今天，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我们失去了依靠音乐版权收入再生产音乐（音乐不同于文学，制作成本高昂）的最后阵地。行业凋敝，人才流失，梦想破灭，尊严全无……”

颇具讽刺性的是，韩寒、高晓松的维权“战书”都是在奉行互联网“免费”与“共享”原则的平台——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上发出的。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说来话长。如果说互联网公司是侵犯文化产品版权的“首犯”，那我们每一个上网的人（包括许多文化人自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从犯”，如果没有普通网民在“免费享用”和“无偿提供”两个方面的参与，互联网公司也无法成为网络免费盛宴中的最大赢家。

先说“免费享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这个“首犯”，还是普通网民这个“从犯”，在网上免费享用他人的文化产品和智力成果时都没有任何罪恶感，相反，比起孔乙己的“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网络时代的“窃书贼”要理直气壮得多，因为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网民都有一个信念：互联网的精神，尤其是Web2.0的精神，就是免费和共享，而百度文库或其它网站的免费文库就是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梦想的具体体现。

再说“无偿提供”。就以Web2.0时代的另外一个标志性产品——博客为例吧：首先是一批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不为报酬地写作博客，其实就是把原来颇为私密的个人日记写作搬到了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相当于“博客中国”阶段；接下去，则是一批不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名人受到吸引，为了打造个人名声或在商业上推销自己，也纷纷开始无偿地写作博客，这大概相当于“新浪名人博客”阶段；再接下来，就是一批本来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文人，由于害怕落伍、害怕被冷落，也参与进来，无偿地写起了网络文字，而后来新浪微博的出现，更加剧了这个全民业余、无偿写作的热潮。

在这个热潮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一些网络平台，如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它们通过如此丰富的无偿内容增加了点击率以及随点击率而来的商业盈利机会；其次的受益者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因为订购上网服务的网民增加了；再次的受益者是网民，他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过去需要购买的书籍、文章、新闻，免费观赏电影和视频，免费欣赏音乐。但在这场看似皆大欢喜的网上“免费午餐”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获益，有受益者，就有受害者，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以往主要依靠版权保护而获得经济收入的内容提供者，包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歌手、电影人、记者、学者等，以及这些文化人聚集的乐团、唱片公司、电影制片公司、新闻机构、研究机构等。

                 其实，这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在西方也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无解难题。但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乏、保护机制不完善的中国，这个问题更为尖锐，如果有关部门不研究对策，如果利益各方不达成共识，那么，在千变万化、日新月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网络技术大潮的冲击下，一个阶层就很有可能在中国消亡——这个阶层就是广义上的职业文化人。

有些人对职业文化人阶层的消亡忧心忡忡，痛心疾首。他们指出，在欧洲，被称为“黑暗世纪”的中世纪，恰恰是所有艺术家、所有学者、所有文化人都依附于王室或教会的年代，而欧洲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则是文化人摆脱了王权和教权、成为一个经济上相对独立、生活上相对无忧的职业阶层的年代；在中国，最为专制、最为黑暗、最为漫长的皇权时代，也恰恰是缺乏职业文化人阶层、所有诗人、所有文人首先是官吏的年代，而中国出现了职业文化人阶层的年代，也是中国政治最开明、文化最自由的时代。

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精确化和科学化，对于一个需要自我审视、自我批评、自我诊疗、自我完善的社会来说，职业文化人阶层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职业科学家、职业工程师或职业医生。

但也有人认为，职业文化人的消亡对人类社会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如果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所有人都业余从事艺术创作、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新时代，那岂非进入了马克思所幻想的那种人人皆诗人、人人皆哲人的“人的全面发展”之境界？有什么不好？

即使是这次带头对百度兴师问罪的作家贾平凹，也对未来作家职业的消亡前景态度淡定。他说，现在有两种职业正在消失，一种是司机，现在开车已经变成了人的基本技能；一种是摄影家，只要有一台小数码相机，大家都可以拍，“以后还要加上作家，通过电脑和网络，任何人写的文字都可以迅速有效地传播，人人都可以当作家。”

未来怎么样，谁都说不清，但人人都可以当作家的前景，确实也不是那么可怕。在数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上，到底有多少职业被消灭，早已无从查考。某些职业被消灭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职业赖以安身立命的行业消失了，例如，祭司不在了，是因为祭祀业不在了，太监不在了，是因为皇宫不在了，冲洗照片的师傅不在了，是因为胶卷不再继续投产了……庆幸的是，即使职业音乐家不在了，音乐还在；即使职业诗人不在了，诗歌还在，即使职业文化人不在了，文化还在。

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既然未来的作家都是业余的，都有其它职业，都需要朝九晚五或朝酒晚舞地上班，用于写作的时间肯定不多，所以，估计那时长篇小说的产量可能也不会多，更不会精，估计那时主宰一切的文体可能会是新式的微博（字数局限在20个字以内）、手机短信或者是语录体的视频讲话。

翻阅中国文学史，你会发现，中国古代没有专业作家，绝大多数所谓的作家和诗人，其正式的职业都是官吏，业余写作其实是中国文学的常态，职业作家则是非常态，是近代才出现的新鲜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未来职业作家真的消亡，在中国来说，其实不过是“回归常态”罢了。不同的是，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职业作家，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但如果未来中国职业作家阶层被消灭，其原因却是互联网时代“商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逻辑。

然也？非也？行文至此，我似乎更困惑了：这究竟是发展和进步，还是逆转和退步？这究竟是人的胜利，还是机器的胜利？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就预言过这个趋势：“人为物役”。更为可悲的是，昨天极力推动这股“技术进步”大潮的人，很有可能明天就被这股失控的浪潮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