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

民间金融正在进行最后的狂欢。

高利贷无孔不入，成为民间金融的常态，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中国的实体经济。媒体披露，温州民间高利贷月息最低4分，最高月息1毛5，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十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疯狂年景，除了贩毒、洗钱、赌博、在证券市场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资金成本，这样的利率等于在逼实体企业自杀。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不只是温州，其他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

高利贷并非民间个体借贷者们的专利，散兵游勇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团军作战。其中穿针引线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地下钱庄等，这些公司或者通过与银行的关系，使银行既成为融资来源，也成为项目接盘者。担保公司离开银行基本独木难支，按照规定，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担保公司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业内人士介绍，“相对于正规担保公司行业而言，‘黑担保’的利润能多起码30倍”。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或者发放高利贷，笔者曾经担心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难以为继，遭到了地方企业家的嘲笑：如今，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就是进入高利贷市场的掩护，谁还会用四倍的利率规规矩矩地向实体企业贷款呢？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异化为高利贷公司，成为附着在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根据2008年年中的数据，温州工商注册的担保公司有近200家，但各级经贸委备案的担保公司只有40余家，之所以不去经贸委备案，是怕被主管部门监管，无法进行暗箱操作。在毒性土壤上，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成为中国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催化剂，反而成为民间金融恶化的罪魁。

高利贷盛行之时，就是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之时。

以高利贷盛行的2008年为例，飞跃集团邱继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都倒在高利贷之下，据当时台州市发改委紧急组织的一份民间融资情况调研显示，2008年一季度台州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再看最新的数据：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温州紧固件行业近几年已消失的企业超过上千家；温州金属打火机行业企业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少到仅剩100家。浙江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十分严重，或许会造成失落的十年。

高利贷资金流向高赢利的特殊行业，比如地下赌场，而另一些则流向某些特殊目的公司，如一些企业要进行规模扩张进军资本市场，通过银行掩盖了真实负债率，争取一朝上市之后还清所有债务。更有甚者，高利贷不是贷给谁的问题，不是投资到什么领域的问题，业已成为一场以较为廉价的资金追逐高价资金的钓鱼游戏，钱本身成为惟一的标的物。

高利贷已经成为经济鸦片，让大众不能自拔。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受调查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如果浙江富姐吴英因为非法集资判死刑，不知道目前甚嚣尘上的高利贷风潮会使多少人身陷囹圄？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化的趋势加重，笔者在一些县城看到当地人住高级宾馆，被告知是高利贷者豢养的护院家丁，一旦高利贷无法收回，就是家丁出门之时。

疯狂的民间地下金融已经有盘崩趋势。在一篇题为《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文章中，作者披露：

“随着今年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份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给贷走了，银行职工一年工资几十万，与担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赚上千万。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

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30%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所以今年跑了已知的七个企业，但产生了连锁反应，间接逃了七十个，其中跑路的有建行、深发行、交行、工行、温州商业银行等信贷负责人，牵涉到金额约几百亿元。”

该文内容未经证实，但从利率之高、实体经济之低迷，可以从侧面得到佐证。同时也证明温州等地通胀早已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实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到如大旱期间的鳄鱼池，自相残杀。如果政府还不能建立公平的投资市场放宽资金投资渠道，如果还不能建立筛选出诚信高效企业聚拢资金，金融市场的崩溃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