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体系需要“三足鼎立”

《金融时报》于2011年02月18日发表“全球货币体系需要‘三足鼎立’” ，全文如下：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认为，美元占据主导性的国际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嚣张的特权”。但如今，这种特权已变成了一种负担。美国是时候准备迎接、并开始构建一个多种全球性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时代。

在其它国家看来，美元的地位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提供了自动融资，使其能够进行超出自身收入的消费。在美国国内，由于政治家们考虑的时间范围较短，他们欢迎这种能够规避必要约束的机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来自海外的压力，在推进必要调整方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元的大幅贬值，迫使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并着手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开始修正两位数的通胀率。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的急剧贬值，引发了美国第一次削减财政赤字行动。最重要的是，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对外失衡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导致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

当前的货币体系还存在其它重大缺陷。近年来，流入美国的大部分资金，都源自于外国（特别是中国）货币当局累积巨额美元储备的行为。这是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如果没有这种由货币地位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依赖性资金流入，美国的境况显然会好很多。这种情况也使得其它国家来决定美元汇率——因为中国通过直接干预美元汇率，维持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同时美元被明显高估。

历史上，基于美元的货币体系逐渐演变成一项宏大的交易，在这项交易中，其他国家可以将本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无论美国因此出现多高的赤字，都可以从这些国家获得融资。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盈余国家，会经常性地抱怨自己对美元资产的“过度”累积，但一般来说都一直忠实履行着自己在此项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美国决定进行调整，不再寻求资金，并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和80年代（《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要求就美元大规模贬值展开磋商时，这种体系便承担了巨大压力。如今，类似的情形再次出现。

美国现在要想摆脱对由债务支撑的消费需求的依赖、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复苏，只能通过明显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和支持性的投资。这要求美元大幅贬值，特别是对人民币以及其它一些被低估的亚洲货币。但美元目前的储备货币身份对此构成了阻碍。

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美元之所以能够担纲世界主导货币达一个世纪之久，仅仅是因为它没有敌手。欧元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欧元区采取了“协作性财政紧缩措施”，还有可能发行真正意义上的欧元债券，这些都表明欧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恢复欧元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美国未能削减其庞大的预算赤字的话。

过去十年间，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已降至60%左右，欧元的比重升至25%以上。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旦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中国政府取消保护性的资本管控措施，人民币也将有资格成为全球性货币。简言之，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在朝着两极化转变，并有可能很快实现三极化。

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加速这个过程。其粗略目标应该是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美元与欧元国际地位的等同，随后让人民币也参与进来，同时稳步创建特别提款权(SDR)。美国应鼓励中国和其它国家在干涉美元汇率的同时，也干涉欧元汇率。在美元兑欧元汇率失调时，美国自己也可以对欧元汇率进行干涉。美国还可以通过采取抵消性货币干预措施、对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来公开劝阻外国货币当局累积美元资产。美国可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一种替代性账户——就像1979年至80年的情形——通过该账户，外国政府能够将部分美元资产兑换为SDR。

这些改革措施不可能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问题。它们无疑无法让美国躲过恢复财政秩序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它们将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并降低未来危机爆发的风险——而这正是我们所亟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