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之争

2011-02-21 14:52:37

《金融时报》于2011年02月16日发表“储备货币之争”，全文如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嫉妒美国从海外轻松借债的能力，时任法国财长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控诉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一种“嚣张的特权”。几年过后，由于美国在财政上挥霍无度，锚定于美元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受到削弱，继而崩溃。

半个世纪过去了，法国再次对全球经济失衡与不公提出抱怨，并称这是由美元高高在上的地位造成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去年表示，美国在外汇储备以及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定价方面的霸权地位已让人无法忍受。法国政府大肆鼓吹重新设计国际货币秩序的必要性，并低声暗示已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了私下对话。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研究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专家之一，他的新书就以吉斯卡尔•德斯坦德的抱怨为题。他表示：“美元独霸江湖的地位已开始动摇。”

但是，当这项任务的规模逐渐清晰之后，爱丽舍宫散发出的革命热情明显削弱了许多。本周，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将齐聚巴黎，召开20国集团(G20)本年度第一次大型会议（今年法国是G20主席国），辩论的焦点又重新回到基本问题上。美元的统治地位是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起因？抑或，建立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是一个自找麻烦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就美元和美国金融资产所获支撑而言，美元统治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并不确定。同样没有得到证实的还有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即，使用单一储备货币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它促成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中复苏，这种失衡正再次加剧。

反对美元独霸江湖的观点在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次讲话中得到了阐述。在这篇广受讨论的讲话中，周小川提到了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确认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恰巧的是，特里芬曾从比利时籍转为美国籍，后来又变了回来。在研究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特里芬指出，外国对储备货币无止境的需求会迫使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累积经常账户赤字（与这一贸易及投资收益账户赤字相对应的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因对外借债而形成资本账户盈余），并最终导致其经济失稳。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周小川表示。世界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

表面来看，特里芬理论的现代版本能够解释近些年来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为这一赤字提供融资的主要是购买美元债券的外国政府。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按理说，在浮动汇率体系之下，只要他国积累的外汇储备数量不过分（足以让它们有能力对未来的危机加以干涉），对美元计价资产的需求应该是有限的。

然而，许多美国人会指出，近些年来中国自愿购买巨额美元资产的行为，是该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提振出口的干涉措施的副产品。这个过程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华盛顿一直在竭尽全力说服北京方面不要再这么做。依照这种看法，周小川的讲话乃是一招偷天换日之计，旨在将责任归于外借巨额资金的美国，而不是把钱借给它的中国。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或许推动了私人部门的资金快速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但没有人强迫这些经济体通过将本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输入美国的货币政策。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官员、现任职于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尤里•达杜什称，事实上，当前的汇率体系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全世界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他表示：“各国政府常常将自己未能实施国内改革归咎于汇率机制。”他援引的例子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使之更加依赖国内需求方面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以及美国为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民储蓄水平正进行苦苦挣扎。

无论如何，要寻找一种能够迅速替代美元的、特别是不受主权国家政府控制的储备货币，一时间内都找不出什么可行的候选项。

表面看来颇具吸引力的一个选项就是特别提款权(SDR)，它是在1969年另一轮有关美元霸权地位的讨论中创造出的储备资产形式。周小川在2009年的讲话中大力煽动人们对SDR郁积已久的兴趣，称SDR可以成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并呼吁各国政府发行以SDR为计值单位的金融资产、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与大宗商品定价中使用SDR计价。

但SDR更接近于一种核算单位，而不是货币。它由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元、英镑、日元和欧元）加权组成，其价值随着这些货币的汇率变化而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创造并向成员国分配SDR的权力，各成员国进而可在相互间的贸易中使用SDR。但鉴于SDR在私人部门交易中几乎闻所未闻，要使用它们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花费时间和金钱将它们兑换回各种货币。目前，SDR计值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

扩大SDR使用范围的方法之一是重提建立“替代账户”的想法。各国央行可通过这种账户将所持美元兑换成SDR，而无需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美元来兑换——这对于中国之类的国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希望减持美元资产、实现储备资产的多样化，同时又不希望引发美元贬值。但美元会因此遭到抛售，而美国可不愿意接受由此产生的损失。

像萨科齐最近提议的那样将人民币之类的新兴市场货币添加到SDR货币篮子中，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讨论中的老生常谈。但要令SDR便于使用，篮子中的货币必须得到广泛交易并能够实现自由兑换。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理由，SDR货币篮子中的货币个数在1981年从16个减少到5个（后来又减到4个），去除了像沙特里亚尔(riyal)和南非兰特(rand)之类交易量小或交易受限的货币。去年底，IMF对SDR的构成进行了又一次的重审，并决定维持现状。

艾肯格林教授表示，SDR若要成为像样的全球货币，某个机构——或许是IMF——必须对其发行实施系统控制，超越现在这种相机抉择的一次性分配体系。但任何这种推动货币政策全球化的提议都会引发对立法机构的不信任感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爆发。正如艾肯格林教授总结的那样：“没有全球政府，就没有全球央行，也就没有全球性货币。这没得商量。”

另一个可能性更低的选项是将汇率与金价挂钩，重建过去几个世纪中使用过的某种国际金本位制。由于近几年金价迅速攀升——有些投资者宣称，这种现象是由人们对通胀致使法币（没有实物商品支撑的货币）贬值的担忧导致的——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去年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这个话题的兴趣。佐利克认为，黄金已经成为一种“另类货币资产”，各国政府应该考虑以金价作为“市场（对通胀及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基准”。此言令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吃惊不已，但之后佐利克又急忙澄清他并不赞成严格的金本位制。

不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将汇率及价格水平与一种储量固定或几乎固定的贵金属挂钩，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等实际变量将被迫承受经济震荡的冲击——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而言，这都是不可接受的后果。作为对佐利克讲话的回应，艾肯格林教授指出，如果锚定国内黄金价格，美联储(Fed)、欧洲央行(ECB)、日本央行(BoJ)和英国央行(BoE)近几年来本应大幅收紧货币政策。“若建议重要国家的央行应在增长疲软和面临通缩风险的背景下一齐收紧（政策），那简直是疯了。”

今年的讨论能否催生出实质性的政策改革仍难以确定。美国专家的普遍观点是，萨科齐的举动主要是政治作秀，大概是因预见到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时可能受到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挑战而先发制人。无疑，自去年大声疾呼要求创建新储备货币之后，萨科齐很快就出尔反尔。今年1月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强调“美元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货币非常重要”。

最有可能发生的变革——这同样是佐利克的预测——是朝着多极货币格局的逐步过渡，具体表现就是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美元之外的其它货币得到更多使用。中国一直在鼓励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例如允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如果欧元区能够解决经济内患，并建立一个在深度和流动性上接近美国国债市场的政府债券市场，欧元也有潜质扮演更重要的储备货币角色。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在未来10到15年内，人民币将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严峻威胁。如果说，即使外国政府购入美元资产的热潮减退，美国政府也还是无力控制其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那么这种转变只会加速。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就已经超过英国，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镑才让位于美元——当时，战争债务及其它压力的重担压得英国经济喘不过起来。“储备货币地位不仅和经济规模及贸易有关，还事关投资者对于政策可信度的信任，”萨勃拉曼尼亚表示。